【核心提示】 驾车掳童案迅速告破，失踪儿童都被找回，这令人无比欣慰；警方的破案效率也值得称赞。联想到那些被拐后久久不能回到亲人怀抱的孩子，这三名儿童无疑是幸运的；如果各地警方都能拿出河源警方这种高效率，应该会有更多的失踪儿童被找回。然而，了解了河源拐案迅速侦破的背景，我们会发现有些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河源拐案迅速侦破的背景是什么？——媒体报道后备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梁伟发和河源市市委书记陈建华、市长刘小华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和指示，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尽快破案。

凤凰卫视2009年5月10日《文涛拍案》节目：母亲节的噩梦

广东河源市警方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备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有关河源市3宗幼童被拐案顺利告破，3名被拐幼童至此全部被解救；目前仍有11岁男童缪金的失踪案尚在侦查取证，警方将力争尽快破案。同时，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澄清，此前社会上疯传有关河源市区被抢孩童遭人挖器官之说纯属谣言（《广州日报》5月4日）。

河源被拐卖幼童温海杰的父亲抱着喜极而泣

近段时间以来，拐卖儿童案引发了社会和舆论的高度关注。东莞甚至发生了百余名被拐儿童的父母手持寻子广告，集体上街控诉的悲情一幕。一次拐卖，留下的是一个悲痛欲绝的母（父）亲，一个懵懂无知或充满恐惧的孩子，一段从此改变的人生。而潜在的危险是，许许多多的家庭仍然随时可能落入犯罪分子的视野。从近年来公安部门披露的信息看，拐卖儿童的犯罪尚未得到有效遏止，打拐之路仍任重而道远。

河源此次成功的解救对被解救者及其家庭而言，固然悲中之喜，不幸中的万幸。对于那些仍然杳无音讯的被拐儿童来说，其背后的家庭仍是百分之百的伤痛。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些成功的解救，多由外界强大的舆论压力推动。倘若没有发端于河源的“被抢孩童遭人挖器官”谣言，没有东莞百余被拐父母走上街头的群体行动，能否投入如此之多的警力开展解救行动，或即便有解救行动能否有此迅速到来的成果，都还存疑。

另一方面，事后的严厉打击不论如何“加大力度”，事后的解救行动不论如何频繁启动，也注定了其功效的局限。借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单纯打击就好比开着水龙头拖地，水流不断，地板永远也不可能干，只一味地拖地，而不去想方设法堵住水源，不但徒增拖地人的负担，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要破解“打拐困局”说来也简单，首要的任务便在树立预防为主，打击为辅的思维，扭转警方单打独斗的偏颇战略。在警方内部，亦应改变刑侦一家唱“独角戏”的被动局面。打拐之难，难在拐卖行为通常都是流动作案。而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全国失踪人员资料库和失踪人员DNA信息库的建设在覆盖面上还有不少空白，在利用率上也有待提高。于追查被拐儿童上，执法部门的异地协作，跨部门协调能力也有待加强。

“打拐困局”当然也非一两句口号或转变思维就能破解，而更待具体制度的跟进。拐卖犯罪针对的多是在城镇生活的流动家庭。由于父母忙于生计，这些家庭中很多都没有专人甚至无人照看孩子，极易成为犯罪分子下手的目标。因此，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尤其是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管理是防范拐卖犯罪的重要内容，也成为考量政府善政的一大难题。诸如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托管所、幼儿园的建设，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的子女如何登记和管理等等，都需要政府负起应尽的责任。

“打拐困局”于法律层面的“困”，更多的并非立法的空白，而在于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或不执行。如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的《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就明确规定“公安、民政、妇联等有关部门和组织应当密切配合，做好被解救妇女、儿童的善后安置工作。”“对被解救回的未成年人，其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应当接收并认真履行抚养义务。拒绝接收，拒不履行抚养义务，构成犯罪的，以遗弃罪追究刑事责任。”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以遗弃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被解救儿童的亲生父母，并不多见。实践中若认真执行这一条款，情与法的冲突也在预料之中。显然，相关法律规定的宣传在打拐斗争中更是不可或缺。

任重道远的不仅仅是对犯罪的打击，更包括对畸形的买卖儿童市场的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居高不下的突出原因，正在于“买方市场兴盛不衰”，而买方市场又源于买卖中的暴利。一项多发的犯罪背后，关联着的既有复杂的社会心理，更有计生政策、领养政策等制度因素。屡打不止的“打拐困局”确非公安一家可以承担。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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