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大学未名讲坛请来许多社会文化名人入校进行讲座、对话的活动，他们和大学生交流、互动，畅谈社会问题、人生理想。本期选编了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梁文道的讲座内容，以飨读者。

人物简介：梁文道，香港文化人，1998年起，开始参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如实验剧场的编、导、演、行为艺术创作及视艺展览策划等；曾为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之职；曾于理工大学及香港大学当客席讲师，牛棚书院院长、绿色和平董事、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凤凰卫视中文台《开卷八分钟》节目主持人。

梁先生的开场白继承了他一贯的幽默语风，自称他原本想讲的主题是“知识人该不该上电视”，结果误打误撞成了“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大家一片轻松的笑声，却不知这并非无心之笔，而是梁先生为下文的阐述埋下伏笔。他开篇引述了契诃夫的语例，“如何能在库页岛那样荒芜恶劣的自然环境里，依旧喝一杯白兰地，赏其琥珀色的美丽？”他继续调侃，“你突发奇想想去乡下扶贫，却背着一个LV的包去的，别人会怎么想？”在笑声中他引发了全场观众的思考，的确，艺术是奢侈的，当温饱尚未解决时。但是，艺术又是必须的，是自成体系的，是不能因为现实环境恶劣而泯灭其存在的价值的。

同样，知识分子该不该上电视，不是雅与俗的问题。梁先生认为：“文学，诗歌，这些领域是自律的，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判断一个诗人是不是好诗人，不能根据经济上有人赞助他写诗，或者政权上当权者认为他是好诗人。”他通过如此明晰的类比，阐述了“知识分子该不该上电视，不是雅与俗的问题，而是一个自律和他律的问题”。

在演讲的全程中，他的幽默淋漓尽现，例如，他自称“在电视台混饭吃”，幽默中透着平和谦逊。他还自称自己有长得很帅的天赋，这一天赋早就被开发了。整个讲座在快乐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梁文道先生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自律。但是，知识人的自律不能摆脱媒体与传播业，而是应当借由这些途径与公共领域保持密切关系，关注公共事务。电视恰好是这一个领域的延伸。观众幡然领悟，梁先生在给出知识分子应该上电视的答案的同时，阐述了关于演讲主题“知识人的社会角色”的一个观点：知识人应当担当起关注社会事务的责任，而上电视和其他传媒是这种担当得以实现的手段。的确，有社会责任感的电视台，如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等等，都开设了许多诸如《开卷八分钟》，《百家讲坛》之类的节目，得以让知识人的观点透过影响力广的电视传媒而传播出去。

然而，这种实现知识人的社会角色的途径有其自身弱点。正如梁先生所言，电视台有其“潜规则”。首先，电视节目形式上让你感觉它们很客观，但实际可能不是。他举了《中国不高兴》的宋晓军的例子，说明了谈话类节目的对辩双方不一定都是客观代表且囊括了问题的所有方面。其次，他认为，知识分子通过电视节目来表达观点还有另一个弊端是：电视节目的快餐文化形式，减少了人头脑中的知识推理过程。现在的知识人在电视上被迫缩短思考和发言时间，发表一些刺激和精彩的话语，以获取观众关注，即所谓的fast-thinker。这是梁先生倍感无奈之处。

知识人所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如此重要，但是却受制于电视等传媒的表达方式，那么知识人到底应当如何处理自己的社会角色呢？梁文道先生对此的回答是：“每一个真诚的知识人，都面对这些矛盾。没有准确回答的方程式，只有忠实于自己内心。”确然，梁先生的话让人动容。知识人正是永远为了矛盾而痛苦思考的人，是将天下任为己任的人。

梁先生的连珠炮似的睿智话语，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深深思考。在观众提问环节中，梁先生再次展现了他旁征博引的能力，在这背后是他渊博浩瀚的学识。从南传佛教到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从契诃夫到宋晓军，他还延续了在《锵锵三人行》中一贯的语言犀利作风，指出:“中国有太多外律，外在规则在干扰学术界”。这的确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现在的学术界有太多功利性的干扰，能真正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有几人？

时间接近九点，梁先生解答最后一个问题，“你对在座的，在站的，有什么期待？”他给出的回答是：“希望我们可以超越前人。所谓大师，是必须被超越的、等待被超越的人，如果不能超越大师，则我们一起没有明天。”现场响起一片热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