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能让人记住名的歌越来越少
高晓松：一抓就抓一大把好东西，那时候唱片公司出唱片是往外摘歌，说哎呦实在放不下了，说这专辑里只能放10个，说这不能要了，忍痛再把这个拿下去吧，然后大家拿好几百首好听的歌在那儿听。人才也是满地都是，随便一抓，中戏里头就住好几个歌手，流浪到这儿的，清华养几个、北大养几个，然后街上一大堆，随便弄。广东那边儿是随便进歌厅，进歌厅一看就是陈明、林依伦，什么高林生。
窦文涛：对。
高晓松：就是随便进歌厅就那水平的，因为都锤炼很多年了，当时的人才是堵了很多年堵在那儿。
窦文涛：你说那个时候你们第一次碰见，谁都不认识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像明星吗？就是你们那个时候感觉有那个风范吗？
高晓松：有助理。
郑钧：真不像，一个个都像文艺青年。
窦文涛：包括那英。
郑钧：我那天看《立春》。我当时看到文艺青年，我感觉真是，那时候大家都是有点文艺青年，就是为了一个梦想，然后不惜任何代价在做一件事情，其实功利色彩还是很小。
高晓松：很小。
郑钧：都没有助手。
窦文涛：那生活怎么办？
郑钧：生活就是公司走个穴挣点钱，也就是这样了。
窦文涛：那挣什么级数的钱？
郑钧：我第一张唱片，在公司当然挣了很多钱，第一张唱片从头到尾可能挣过三万块钱。
窦文涛：三万块钱那时候也很是钱了。
高晓松：我是一首歌连词带曲八百，然后所以第一张唱片我四个歌，《同桌的你》八百，《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八百，《流浪歌手的情人》八百，3200块钱就到头了。
窦文涛：那个时候的歌现在都还记得啊，怎么现在能让人记住名的歌儿越来越少了呢？
郑钧：因为现在的功利色彩越来越强了我觉得，就是特别想让人记他给记不得了，你不想让人记得大家都记得。
高晓松：我觉得我还不是特同意老郑那观点，因为你功利色彩，美国功利色彩也强，但是他整个民族音乐素质高，功利或者说并不是导致做坏音乐的一个前提。
郑钧：我觉得功利并不是说，不完全说歌手，我是觉得这个控制这个体系的人，就是控制这个体系的人。
高晓松：我不同意，就是如果你有好音乐，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那体制比现在还要僵化，但是有好音乐大家还是愿意去弄，现在没有好音乐的情况下，大家没办法了才拿些垃圾出来卖。并不是说大家真的就不知道什么东西好，也没有好东西，就是大家没好东西原因并不是功利或者盗版什么。
我就说一个民族如果热爱音乐，有没有盗版都有无数人弹琴唱歌，有没有这个功利的色彩，都有人唱歌，因为你热爱音乐跟这事儿没关系，不热爱音乐的民族才会找这种借口，说音乐有盗版，所以我们就不做音乐了，合着就因为有盗版你就不做音乐了。
郑钧：我觉得这个热爱音乐的民族，你这说的也太绝对了，中国人我觉得还是挺热爱音乐的，虽然我们就只有旋律没和弦，但是自古以来还是挺热爱音乐的。
高晓松：我觉得西北还好一点。
郑钧：对。
窦文涛：西北信天游是吗？
高晓松：因为他是西北的，中原的整个的文化是跟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记得我从小有一特别深的印象，只要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一出现你能听的进去的歌，一定是“边疆泉水清又清”，什么花儿，全是少数民族的音乐。然后一看到能好看的舞蹈，不是云南的舞蹈就是蒙古的舞蹈、西藏的舞蹈，就没有汉族的东西，汉族本来有点儿。
窦文涛：他就认为这个汉族就是一个没有什么音乐细胞的这么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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