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是吗？这是怎么变过来的？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茅于轼：当时我们大家都享受计划经济的好处，就是我们能买到便宜的粮食，便宜的布，便宜的交通、教育。但是非常不够，质量也非常差，给你那儿点粮食你也吃不饱，你那几尺布你也不够用，因此就开了一个自由市场，自由市场价格稍贵点，你想什么就买什么，你想买什么质量的都可以充分的选择。
那么这个双轨就是市场这一轨给你多了一个选择，你的计划待遇还没变，几斤布，几斤粮你还享受着，那是对任何人没有损害，但是对一部分人，钱多的人他有了好处了，就是双轨。
许子东：我那时候体会到什么呢？就是因为文革结束的时候，所有国营的饭店，到了晚上八点以后就全不开了，那你正好九点肚子饿的话，你要去哪里吃饭呢？那个时候就应运而生，开了我们很多我们当时叫小资本主义的饭店，就是一家一家的，就是这些饭店后来有的开的非常大，当然也有些是失败的，他们当时其实也不比国营市场贵多少，但是它的营业时间就可以到晚上11点、12点这样。其实在中国最集体化的时候，在大跃进到文革那一段，在农村你到田里去看一下，就会在一大片的田里总会发现很少的几块儿的庄稼是特别好的。
窦文涛：自留地。
许子东：对，这个就是双轨。
窦文涛：经济人自立的假定。
许子东：自留地。
窦文涛：所以我觉得茅老是探索一个什么呢？就是人类怎么样的一种经济行为能够让我们最优，能够让我们最好。但是这个东西都真有点摸着石头过河，是吧。那计划经济我们说它是乌托邦不可行，搞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也似乎是险阻重重。
许子东：贫富悬殊这是最大的批评，对不对？回顾30年。
茅于轼：我觉得不光是对于中国，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在经济上的判断是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财富的创造，第二个标准是财富的分配。如果你有很多的财富创造出来，分配是比较公平的，那这个经济就没什么问题。那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看，第一个标准是非常成功的，全世界都承认的。
窦文涛：那是。
茅于轼：但是财富的分配还是有问题，贫富差距比较大，但是你看看全人类的整个历史，几千年的历史来看，你看这个收入的分配，或者财产的分配，它看不出收敛来。
许子东：一直在扩大。
茅于轼：一直在扩大，尤其是现在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金融的一体化之后，这个有钱人就简直不可想象了，多少亿的收入。
窦文涛：是。
许子东：是不是一个规律呢？还是说是一个悲惨的现实呢？还是什么？怎么理解这个东西？
茅于轼：我觉得，从这自由经济的条件下，恐怕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你看现在我们有钱人跟穷人的差距比一千年、二千年以前扩大多的多，这是一个整个发展的一个趋势，不管在中国、在外国。
窦文涛：就是有一样，就是说最穷的人比一千年前是不是日子过好了呢？
茅于轼：对了，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最穷的人现在不挨饿了。那中国人是挨饿了几千年，一直到改革开始的时候，还是几亿人吃不饱，好几个月，一年12个月，有大概三、四个月吃不饱饭。
窦文涛：到改革开放30年前的时候还吃不饱呢？
茅于轼：对。
窦文涛：几亿人？
茅于轼：几亿人，这是世界银行对于我们贫困状况的调查，就是说明我们在全世界我们脱贫是第一位的。
许子东：那改革开放30年经济创造是肯定，经济权利的分配是越来越悬殊，那政治权利的分配是不是越来越合理了呢？
茅于轼：我觉得问题就在这方面，我觉得一个是经济的分配的不公，还有一个是权力分配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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