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诗人讲述台湾白色恐怖时代_卫视频道

女诗人讲述台湾白色恐怖时代

2007年11月29日 21:52 凤凰网专稿【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国文教师苦学英文900句

记者：在哈佛那时候讲学，不仅要用英文讲，而且还得讲中国的这些。

叶：还不是，在哈佛并没有，这个你要这么追我这故事可能很复杂了。我的英文其实并不好，因为我的老师也是学外文的，我父亲也是学外文的。我小学也背一些儿歌总而言之，可是我从中学，日本人来了开始，我就把英文丢下来。大学我学的是中文系，所以我并没有学这个外文，可是我不说我到台北，然后就被拉去教大学，然后在台大后来就教诗选、杜甫诗，丹江也诗选、词选什么什么一大堆，然后辅仁大学复校了。就是戴军仁先生，戴军仁先生是我大学的大一国文的老师，他当时也是台大教授，他做了辅仁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国文系主任，也把我拉去教书，所以三个大学，所有的诗选、曲选、杜甫诗，桃仙诗人，都是我在教还不说，我刚才还说了，我除此以外还在教育部的，台湾教育部的大学国文的广播电台播讲大学国文，我不说我教了这么多学校吗，后来有了电视，我还在教育部的教育电视台讲古诗，所以那些个西方人要想学中国古典文学的，我们大陆是封锁，不跟资本主义来往，对不对。所以就都到台湾来学，台湾来学，他就会碰到这叶嘉莹怎么这里也教，那里也教。

叶：所以我在台大教书的时候，就有这些西方的学者来听课，西方学者太听课，然后详细的我还不知道，总而言之有一年，有一年那个校长，台湾大学校长，当时是钱司令，钱司令就跟我说，这是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每年暑假学生毕业就有谢师宴。就请来了校长、老师，就是在1965年，1965年中文系的谢师宴的宴会上，请了钱司令校长，钱司令校长来了，就见到我，说叶先生，你要准备准备英文，因为我同意了把你交换到美国，就这么告诉我这么一句。然后学校就给我安排，让我去补习英文，让我去补习英文，我这个人还是真的是挺用功的，所以我在学校里面读书，老师都喜欢我这个好学生，你知道我去补习英文，学校安排的说把你交换出去，我们念什么呢，这些个出去的人，念英文900句听说过吗？

记者：我们好像上学的时候也学过英文900句

叶：对，英文900句，教书的老师当时都是外国人，美国人，就是他不说中文的，就是你要知道学另外一种语言，就跟我们学古诗一样，是另外一种语言，另外一种语言除了你多说，多背以外，没有更好的学习方法，所以那个老师是外国洋人，他就让我们背，你那个英文900句都是废话，也没个故事，也没个情节，一句一句要背，你晓得，不过我这人从小是背惯书的。

记者：但是也不够你日后到了美国去教书的时候，应付去讲课啊。

叶：那因为现在是交换，把我交换去，把我交换去，我就跟校长说了，我说我的英文不够好，他说没有关系，他说你去教的是他们东亚系的学生，东亚系的学生是学过中文的。而且在你真正出去之前，你补习过了，现在你马上要出国了，外国人很严格，有口试，所以那天就是刘重红就是关这些中美交流的，就通知我去口试，那我就去口试，那口试我的人是谁呢？是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原来哈佛远东系的系主任叫海托尔先生，他的口试，都英文嘛，反正他都问我英文，我这个人反正我就用英文回答。

匆匆忙忙去哈佛

叶：海托尔先生在吃饭的时候，给我谈了很多的中国古典文学，但是他也是用英文，我这个人，我不是很能背嘛，而且我是教古典文学的，杜甫、李白我总是知道，我可以简单拿英文回答他。那吃完饭以后，刘重红教授就雇了一辆计程车送我到我的家。

海托尔教授问我，说如果哈佛大学有机会你愿意去吗？哈佛大学是美国最有名的大学，我说我愿意去，当然开开眼界嘛。我就回家了，好，这个第二天早晨，刘教授的秘书就又给我打来了电话了“昨天那个海托尔教授把你送回家以后，他就原车回到刘教授那里，说哈佛大学要请你”，我说不行，我说钱校长给我交换的是密西根大学，那个海托尔先生就说，说你跟她说交换的教授，可以学校派人，他不派你，就派另外一个老师去交换，你就到哈佛大学来，他让我去跟钱校长说，我这个人是很听话的，我就跑去跟钱校长说。钱校长一听就非常生气，说我是前一年告诉你的，说要把你交换去，还叫你补习英文，现在马上人家要开学了，现在是6月，9月就开学了，你怎么能够临时说不去了，不可以了，你一定要到密西根去。那我就告诉刘教授，转告这个海托尔先生，我说钱校长不同意，我不能去。这个海托尔先生，因为他正在研究陶渊明的诗，他是很想找一个中国人去合作，所以他就想，他说这样好了，密西根大学是9月开学，那时候不刚刚6月嘛，你现在马上，我就先请你到哈佛，你两个月，三个月以后，你再去美国密西根大学。所以我就匆匆忙忙的就去了哈佛大学。

“何以天公人罚我”——女儿的离去让我倍受打击

记者：离开故土那么久，1974年你是第一次回国。

叶：我在加拿大教了几年书以后，然后那个时候我都不敢跟我们祖国通信了，因为那时候这个西方资本主义没有往来，后来加拿大建交了，加拿大跟中国建交了，我就想加拿大既然已经跟中国建交了，我们应该可以申请回国探亲了，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封信，就是说我要回国探亲，那我这封信就寄到我的老家。那个时候我们老家没有搬，虽然是大杂院，但是我弟弟还住在那里，所以他接到我的信，他又问了领导，领导说可以回信吧，就回信，所以我是1974年就第一次会到祖国来，我写了一首长诗，关于这一次的经过，你可以参考这首长诗，叫做祖国行，2700字的长诗，记载整个的历程。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还是在文革中间，我想我以后大概只能够以一个外国游客的身份来旅游了，我不能回到祖国来工作了，这是当时的想法。可是1976您以后，四人帮垮台了，所以1977年，1976年就是那年一方面咱们国内是四人帮垮台了，另外在我自己个人的人身上发生一件很大的不幸，就是我刚刚结婚三年的大女儿，跟我的大女婿他们两个人出去的时候，发生了车祸，两个人同时不在了，那个时候呢，我就把我自己关起来，因为你一见到朋友，人家一问起来，这都是很难过的事情，那我一说就会哭，或者会流泪，所以我把我自己关起来，关起来我写了好几首诗，在我的诗词稿里面有，就是悼念我女儿的，我写过悼念我母亲的诗，我母亲去世，悼念我父亲的诗，现在我写了悼念我女儿的诗，所以我说一生几度有颜开，我这一辈子，真正能够开颜，欢乐的日子是不多的，风雨逼人一世来，狂风暴雨，不管是灾年还是生活的要插孔的种种的艰难，风雨逼人一世来，何以天公人罚我，就是上天还给我惩罚，不宁欢笑但余耳，到我老年50多岁，还给我这么大的一次打击，这是1976年的事情。

从北大到南开

叶：1979年夏天，我就得到国家的回信，说欢迎我回来教书，就安排我到北大去教书，所以我就在1979年的春天，3月，我就回到自己祖国来教书了，我就到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反应也很热烈，当时接待我的陈一兴先生，袁行佩先生什么的，好几位先生，我们都谈得非常好，可是这个时候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说南开大学的李继野先生虽然是在文革时候受过冲击，现在已经回来了，在南开大学的外文系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李继野先生我跟他是在台湾就见过的，他是我的老师的好朋友，而后来因为白色恐怖我被关了，他就跑回来了，所以我看到他的消息我很激动，那个时候，你想1949年到1979年，是整整30年了，距离我从到台湾见他，真的是30年了，我就马上写一封信，就问候李先生，我说我现在已经回国，在北大教书，李继野先生马上就给我一封回信，说你回来教书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说是但是北大的这个老师教古典文学的很多，我们南开很多老先生，在文革的时候受到冲击很多不在了，我们更需要你，你到南开来吧。这是李先生叫我来，所以我就来了。

叶：那时候我就在南开教书嘛，说干脆让他到南开好了，我说好啊，我南开还念中文系，中文系老师都跟我很熟，我说把他托付给中文系的老师好了，所以我小侄子就到南开大学来读书，他南开。

记者：你的亲人就在身边了。

叶：他南开大学毕业以后，后来他出国，现在在日本北九州大学教书，他是南开校友，然后他到日本，认识了一个日本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研究，本来是中国历史，后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日本的女孩子，叫同岛熏子，同岛熏子要进修中国古典文学，又来到南开大学念的一个硕士学位，回去又念一个博士学位，现在也在日本的一个女子大学教书，那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读书。我就是利用暑假期间，放假期间，或者我在加拿大请求一年休假，就是我只拿60%的薪水，就给我一年的假期，你就可以回来教一年，所以我看见过马蹄湖的荷花开，我在这待一年嘛，那后来我一直到我1989年，1990年，我加拿大退休了，当时我其实，我在大陆教了太多的大学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一直教到新疆的大学，教到甘肃的兰州大学，我教了太多的学校。那后来我退休的时候就很多别的地方的人就问我要不要回来，在一个地方教书，那当时呢，我就选择了南开，因为南开毕竟离北京，离我的老家比较近，而且我的侄子跟我的侄媳妇都是南开的校友，所以我就选择了南开。选择了南开就本来只是教书而已，但是我这个侄子是很喜欢多事的人。

叶：当时的，所有南开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当时的南开的这个什么，这个外办的主任是庞先生，姓庞的一位庞先生，那个庞宋风旁先生，这个庞先生跟我侄子两个人很熟，我侄子从日本每年都回来。这个外办的庞先生就跟我侄子说，说我回来不要只是教书，说最好办个研究所，其实他们那时候本来是想把我的研究所挂在他们的外国语学院，外国语学院现在只是教语言，如果成立，成立一个外国语学院研究所，他们就可以也有研究生了，就想要这样办，本来他们是想让我这样做的，我当时就说不成，我说我这人只会教书，我说我对于行政完全都不懂，何况中国的行政，我更不懂了。他们说没有关系，你只要来，我们自然会有人管这些行政的问题，就说来说去，所以就说弄个研究所，当时还不叫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所，叫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

记者：这样和外语会沾点边。

叶：这个名字很奇怪，教了几年，可是因为外语学院没有成立研究所，没有，所以那我就空空叫研究所的名义，但是还没有能够真的招研究生，这个时候就是加拿大的，我的一些朋友，就知道我在这边成立了研究所，当时刚刚办的时候也很困难，就我们研究所就是挂靠在地方，有没有真正的什么经费，什么办公啊什么都，很困难的。所以就借用了东方艺术系的一间房间做我办公室，借用一些教室。我侄子我就在埋怨他了，我说你教我来，我也办不下去，怎么办呢？又没有经费什么，我侄子就每年带一批日本的学生到这边大楼，就给我盖了个研究所的大楼，然后呢，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中文系陈洪先生做系主任，就是说把我们这研究所离开这个外语学院，到中文系来了，所以我们就等于就到中文系来，现在我们是属于文学院，文学院下边有中文系，有我们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所，有东方艺术系什么的，属于这方面，属于这方面的，所以我们就跟中方系合在一起了。

记者：我知道你除了研究所以外，还有您在UBC大学的退休金，做了两个奖学金，奖学金的名字分别叫托安和咏言。

叶：这个不是在UBC，这就是在南开大学。

记者：你用UBC的退休金是吧，做的这两个奖学金？

叶：对对对，我想既然是学校教我来教书，我现在就是我说，自从我女儿出了那个意外的车祸以后，都不在了，我就觉得人生实在是太渺小了，在时间上，我们是短暂的，人生不够数十寒暑，在空间上我们也是狭小的，就跟你周围的这些个环境，所以就是人生经过最大的痛苦，最大的苦难以后，反而把小我打破了，个人是短暂的，文化是永恒的，所以我当时就把我的退休金就是成立了两个，建立两个基金，托安奖学金，托安用的是我老师的，安明他的别号，叫托安。

记者：顾随老师的别号。

叶：顾随老师的别号，所以我就想，因为我的老师，其实我当然根本没有时间讲，就是我当年离开北京到南京去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写了一首诗，说分明一见旁其北，船筏赶烟无道难。我的老师同时给我写了一封信同日，说苦水，他自己称号他自己别号是苦水，说苦水假设有法客船，则所有法足下以近得知，此语对苦水为非夸，对足下以非过运。他说假如我苦水真的有法可以传的话，那么所有的法你就得到了，所以他给我一首诗，说船筏赶烟无道难，他说我到南方去是不是把他的法带到南方了，所以我就想我对不起我的老师，没有作出什么事情来，我的老师还对我有很大的期望，所以我就用我的老师的名字，别号立了托安奖学金，那么另外我又成为一个咏言的这个研究基金，咏言大家一联想也联想到诗经的，诗言至歌咏言，觉得我是教诗的，所以就咏言，其实还不是，咏言就是结合了我那个车祸去世了，我女儿跟我女婿的名字，我的女婿名字叫咏庭，钟咏庭，我的女儿叫赵言言，所以咏言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所以托安奖学金是纪念我的老师的，咏言的这个奖学金的名字是纪念我的女儿跟女婿的。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就是为了，为了中国古典文学能够传播，所以我真的是，这是我的余生惟一可以做的事情了，就是这样子。

曾经想过自杀

记者：我刚才听您讲述，不论是讲到说先生关起来那段艰难的日子，一个人带（女儿），还是讲到后来大女儿跟女婿不幸的遭遇了意外，我觉得您都特别平静，我想知道就是面对艰难和这种不测，支撑您的那种理念到底是什么？

叶：就是我也不是一直这样乐观的，我在最困苦的一段时间，前几天我在他们，我的学生的班上讲到，王国维的悲观哲学，说王国维后来自杀了。其实我最困难的未来的困苦，我还其实，我可以忍受，其实是真正的就是家庭之间的一些个痛苦是更难忍受的，所以我其实也曾经想过自杀。

记者：你真的想过吗？

叶：我很认真地想过，我想自杀有什么方法是最好的办法，就是煤气。因为你不知不觉你就离开了，但是我毕竟没有做。

记者：这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想到的？

叶：是我就是我后来是解脱出去了，因为我真是为这个家庭可以说我从，我1948年结婚，1949年生下我的女儿，我先生就被关了，从此以后他没有工作倒无所谓，我觉得艰难一点，我可以养家的，可是我先生，我就是说他不知道是因为他的被关了，或者是被什么，总而言之，他这个人是没有一种，你说他回来什么可以讲讲，你在苦难时候遭遇，他在被关的遭遇，他不讲，他没有，他不肯交流的，他是一个从来不肯交流的人。而且他，因为他有很不得意嘛，他又被日本人也关过，白色恐怖也被关过，而且他平生实在没有什么就是完成，或者是什么，所以他，而且他的传统的中国旧的男人的那种想法，他是觉得，后来都是我出去工作来养家嘛，他心里不大平衡

记者：所以您会在就是很…想到自杀？

叶：他而且是有的时候是非常凶暴的。

从师生情谊中得到心灵的慰藉

记者：像您这样一个很理性的，读过那么多的诗书的人，会想到自杀，我会想到那个时候，我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你可能承受的一种压力，还有自己感觉到的那种孤独。

叶：我其实不大夸张这一方面，我也不大谈这一方面，我还是很坚强的，我就是，你像我先生被关着，我没有对任何人，就是我真是那时候要自杀，我也不会表现，我也不会对任何人说的，只有做出来再说。但是现在我已经打破了，我经过历经苦难以后，当最大的苦难发生了，当我女儿又去世了，我反而把自己打破了，我自己说的，我现在不再为个人而活了。一切都过去了。

记者：你仿佛从这种师生的情谊中得到很多心灵的慰藉，您刚才谈到您的老师，谈到您教师的一些学生。

叶：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因为在我们就是在人生里边，真正你的思想，就是说能够接近的是你的老师跟你的学生，所以我常常开玩笑，我说古代文学皇帝要给你诛灭一家的时候，不但是你家族的九族，有十族，有老师那一族，因为学生跟老师的影响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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