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红：我刚才讲了，它现在不但没有帮助，有在火上浇油的一个问题，一部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到了宏观调控关键的时候，人民币总是贬值，而不是升值，就像比如说今年以来，在现在这么高的这个通货膨胀下，人民币还在对一揽子货币在贬值，比如说对欧元大幅度贬值，对日元大幅贬值，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刚才你谈到的，这种热钱冷钱的流入，使得我们的货币供应量在通货膨胀这么高的情况下，不但没有降速，还在增速，这也就是说到最后这个通货膨胀是个货币现象，那么货币供应量这个水龙头还在哗哗地流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有，大家有信心说，通货膨胀一定会下来，所以比如说现在大家很多的说法说这是猪肉，下半年的基数会让它下来，但是在我们看来非常担心，货币供应量的增速还居高不下，还有加速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有什么来保证说，通货膨胀下半年不但不会下去，还不会上去呢？你比如去年的情况就是，同样的通货膨胀一路小跑的，从3%到了7%，那么如果你看到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的话，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针对经济增长局部过热问题和通货膨胀压力的显现，中国宏观调控部门在总体控制贷款增长的同时，开始对部分投资过热行业也实施了较为严厉的调控措施，控制商业银行向过热行业新增贷款，以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
子墨：那在另外一方面呢，央行从去年年底开始，也在采用一些行政性的手段，控制商业银行的贷款，这方面的效用明显吗？
梁红：这方面好象有一些效用，至少在表内的，在这个银行资产账上的，看到这个就是说，贷款增速，比如说2月份有些下来，但是现在我们担心的就是说，表外的操作开始大幅度增加，就包括外汇贷款，大家比如说看到人民币贷款增速下来，但我们刚刚看到2月的外汇贷款增速是53%，其实就是说看得出来这个商业银行贷款的冲动和能力都是很强的，那么这种光管人民币贷款，或者是总是就是说央行它们要在额度内的这种调控方式，看来是比较困难的。
子墨：那对于行政手段本身，你会去如何评价，因为现在在内地也有一些声音认为说，政府好像在回一些重回到一些计划的手段，重回到老路上面。
梁红：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看了一下1987年，1993年，1994年，所用的调控政策，我们把它列下来，可以说是野蛮，有一方面讲到有点好笑。另一方面，我们觉得也挺，就是挺令人失望的，很多政策很像，不光是对银行贷款的控制，包括对价格的管制，对投资项目的管制。
就是说，中国经济进步了，好像20年，但有些老方法老想法好像都没有变，但是我想提到的一点就是说，行政政策在每一次宏观调控，在每一次要对付通货膨胀的时候都使用了，每一次最后中国也没有避免到大规模的利率和汇率的调整，为什么？这就很有意思，当年应该可以说是，我们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更强，整个经济更少市场化，更少开放。那么假如说当年行政政策最终都没有解决问题，最终都没有躲掉大规模的利率汇率的调整，那想想今天能够避免这样的调整吗？
子墨：那今天如果我们看中国的宏观经济，能够说过去持续了一段时间的那种高增长、低通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梁红：这个很不幸的，我们去年年底就是这样说的，在我们看来主要的是2007年，我们对通货膨胀一些政策的调整太晚了。在零到五之间的时候，没有及时控制住。现在我们已经谈到的，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国际上的惯例，你一旦超过5%的通货膨胀，就已经是中度通货膨胀了，从5%到10%之间，就比较轻的一些个调控政策已经不管用了，但是如果再失去机会的话，一旦上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那么未来要采取的紧缩政策的力度要比现在想得还要大。
子墨：那么中国会达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梁红：这么讲吧，去年大家判断说是猪肉涨价是机构性通胀，然后整个的货币的调整远远地落在通货膨胀增速之后，这样我们就看着通货膨胀从一点点走到了年底16.5，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站在了7%到8%的通胀上面，如果再这样的观望，这样一个政策的话，我觉得一点都不危言耸听地说，那很快就是两位数。
2008年1月9日，国家再次出台了价格管制政策，进行行政限价。调整汽油、天然气、水、电、供气、供暖、公共汽车等公用事业价格。但是有专家提出，一个国家的消费能力，取决于最广大群众的日常消费，如果自己的老百姓又消费不起，那就只能求助于出口了，中国经济很大一部分是外贸拉动的。
子墨：那如果我们说中国已经错过了宏观调控最好的时机，在今年，其实可能相对去年来比，还有更大的一个问题是像外围，像美国，欧洲他们经济本身带来出口的这个问题，那么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梁红：我觉得就是说，国外的经济当然要看我们出口的变量，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通货膨胀已经是8.7%了，已经是火烧到门口了，出口的下滑一直是一个预期，是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今年想调汇率已经压力很大，因为出口的增速，和出口厂商的压力非常大，我们从这点上来说，已经错过了，就是说汇率调整的最好的一个周期性的阶段，但是再往下去，这个该调的是躲不过去的，只会可能困难越来越大吧。
子墨：那如果出口有一天真的发生了这种影响的话，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可能在不同的政策之间，势必要做一个选择，是不是有可能会改变目前这样从紧的货币政策呢，比如说可能去放松银根，特别是应对外围经济这样不好的影响。
梁红：我想中国政府操作空间是很多的，刚才包括谈到就是财政方面，包括现在其实都还不需要说是，比如降利息啊，这些政策，只需要比如把信贷额度稍微松一松，我想银行的贷款冲动和企业借款的冲动还是很强的，所以操作的空间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说，调整，就是紧货币，到底紧哪一块，保内需和保外需，这个是中国从2003年，2004年、2005、2006、2007，一直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宏观整体有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到底哪一部分的需求需要下滑，需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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