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宣部官员回忆：胡耀邦为我平反冤假错案_卫视频道

原中宣部官员回忆：胡耀邦为我平反冤假错案

2008年10月15日 11:40 中国新闻网【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历史其实不是太难懂的

很多人年纪大了，现在不抢救一下是不行的

1987年，我要求到《新观察》杂志去。我去了之后，因为我的关系，和很多老同志联系，准备搞一个新观察基金会。首钢、全国最大药厂―――广东白云山制药厂，这些国内大企业的领导，还有大邱庄的禹作敏、广东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这些人，都拉来当我们的理事。他们每个人给了十万，当做我们的发展基金，差不多有100多万吧，这在当时就很厉害了。这些钱用来做基金，另外还可以再给我们其他钱。

从《新观察》退下来后，1990年，《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社长秦川，当时搞了一个杂志叫《精品》，要我当主编，他当社长。《精品》有点像《新观察》，社会性、历史性比较强。当时我给刊物提出一个基本的编刊思想，就是每期都要有一个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主题。比如，我们第一期做厦门经济改革，第二期做大上海的发展。那时候还没有确定怎么发展上海浦东，当时我们考虑了几种发展方向，包括向苏州发展。还做了一期中国农业问题。我当时还提出，刊物要办得生动，要雅事俗说，俗事雅说。

项南当时已经到北京来了，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会长。他很早就提出要解决中西部发展差距问题，所以就要成立一个中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专门研究中西部差距怎么缩小的问题。在这之后多少年，中央才提出中西部发展战略。我就参加了，担任基金会下面的中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的总干事，后来项南下台了，而且原来的中宣部副部长翟泰丰要我回作协工作，我就离开了。那大概是1995年左右。

《新观察》在作协名下，我的人事关系本来就在作协，是司局级。我就到作协下的中华文学基金会担任副理事长。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名誉会长是巴金，但是巴金不管事。我起先挺认真在那里做事，但其实没给我什么权。原来名下有几个国字头的企业，钱都糟蹋掉了。我在经济上提了意见，他们不愿意听，那我也就没兴趣了。在那待了5年，我就申请退休了。

搞口述史是我离开基金会以后。一开始，我想搞中国十个思想家的评传:杜润生、李锐，于光远……我当时觉得，很多人年纪大了，现在不抢救一下是不行的，所以要搞口述史。之前看胡适口述，我觉得这可以做，大概从2000年或者更早之前就萌发了这个想法。开始到处和别人说，没有什么行动，包括丁东也是和我一起吃饭，他说郑老师你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做口述史，我还给他们介绍了一下。后来，他们搞口述历史，还邀我当他们的编委。但是实际上我没有参加过一次他们的会。

后来有一个美国老板支持我。但是我发现具体做事的那个人不大老实，老是和美国老板说别人要钱。我怕扯不清楚，就不做了。后来有一个原来在中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的年轻人，他做企业发了财，就说郑老师你一年不就需要那么点钱么，我来帮你。他就成了我的搭档，现在他生意也不做了，就提供资金支持，当我的助手，和另一个人一起编《往事》。

现在我主要就是做《往事》。主要就是想反映一点想法:对历史，应该还原它真正的面貌。时至今日，应该怎样解读历史？历史其实不是太难懂的。

“中宣部一周要开一次例会，有关无关的单位、中央各部委都挤破头要来参加。因为当时各个部委都存在打破框框的问题，都需要思想解放，这是很有意思的。胡耀邦当时是主张要把中宣部变成一个思想建设之地、思想解放之地。所以，我们当时的思想解放还能影响别人的思想解放。”

1977年12月10日

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后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组织部全体同志，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工作的局面。

1978年12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1980年2月23日―29日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其中宣部长一职由王任重接任。(记者韩福东实习生陈雅婷）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