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宣部官员回忆：胡耀邦为我平反冤假错案_卫视频道

原中宣部官员回忆：胡耀邦为我平反冤假错案

2008年10月15日 11:40 中国新闻网【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新中国最大档案抢劫案”

戚本禹说过:郑仲兵走得很远了，再走一步就会掉下万丈深崖，要粉身碎骨的

“文革”前，我就是所谓的“大红人”了。批“三家村”的时候，统战部成立了五人小组，我是小组成员之一。我很年轻，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很重用我。大概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发表文章，我写过一篇《孙中山和列宁》，有一部分发表在当时的《学习》杂志(后来更名为《红旗》)上，当时别人都以为是我父亲写的。所以我十四五岁的时候，邓拓曾经想收我做徒弟，后来“反右”了，这个事没办成。

我1939年出生，1963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就留在学校教西北民族历史。“文革”开始后不久，刘少奇、邓小平下令派工作组进校。民族学院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是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兼系里的革委会主任。

派驻工作组不久，有学生贴大字报，给工作组、统战部和民委提意见，说他们压制“文化革命”。工作组开会决定要处置这些学生，说他们是“右派”，要打成反党分子。我当时不同意，说了一些保护学生的话。工作组认为我是他们的后台，所以就冷落我，开始整我。但是说实话，整得不是很厉害，没有批斗，就是批判我，并且把我历史系主任、革委会的职务都撤了。开会什么的也不找我了。

后来毛泽东要求撤销工作组，学生就起来赶走了工作组，成立了要“自己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文革临时筹备委员会”，用巴黎公社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就把我选上了主任，因为他们知道我为学生说话受到“迫害”。我不肯当，就找一个学生当主任，我后来也同意了当副主任。

“文革”继续往前发展，大量的学生都去外地串联。我作为年纪比较大的、被学生选上的教师，觉得我就不用出去了，在家里守着。大概是1967年的1月初，突然有一天夜里头，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中国科学院学部、地院东方红这些组织抢劫了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全部档案，问我怎么办？没多久，他们把抢劫档案的几个负责人抓住了，问我怎么处理。我说这是违反党纪国法的，我们处理不了，把他们送到公安部去。他们确实就送去公安部，公安部把他们拘留了。

我们也很快把这个状况向公安部报告，公安部把这个情况向周总理报告了。周恩来就说，民族学院这些学生，制止抢劫档案的行为是很对的，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档案抢劫案，然后表示要接见我们。我们也觉得我们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但是大概两三天后，突然间公安部发表了一篇“某负责人讲话”，高度肯定了抢劫档案这个行为，说他们实际上是保护档案，而把抢档案的人扭送到公安部的行为是当时“保守派”对“造反派”的反扑。当时没说某负责人的名字，但以公安部的名义，大家认为就是谢富治的意思吧，实际上后来知道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有大批的队伍进来，就在民族学院把我给劫持走了，当时在京的民族学院“文革临时筹委会”的委员基本上都被劫持到大礼堂批斗，说我们迫害革命左派。然后他们就念了“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把我扭送到公安部，我就被关起来了。这就是第一次入狱。

我父亲郑公盾就去找戚本禹。我父亲原来和关锋、戚本禹同事，都是《学习》杂志各组的组长，后来他俩把我父亲也拉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担任文艺组成员。我父亲当时也可能有解救我的意思，但是他当时就是跟戚本禹表示要跟我划清界限。然后戚本禹就说，郑仲兵走得很远了，再走一步就会掉下万丈深崖，要粉身碎骨的。又说，好吧，意思是还要救一救我的。大概过了十几天，这中间也提审过我几次，然后就说要放我出去。

第二次入狱

我们很快就被打成“二月逆流派”，说我们反谢富治

出狱后，继续在民族学院批斗我。北京市十几个单位，把礼堂都坐得满满当当的。然后就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对我进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说这是戚本禹同志的指示。台下跑上来很多人，把我救走了，跑到一个教室里，又遭到围攻。他们又从二楼教室上把我扔下去。底下的人接着我后继续跑。我实在跑不动，就躺在地上了，后来就嚷嚷我休克快死了，送到校医院，给我打强心针。折腾了一会，又把我送到北京医学院地下室藏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就跟我说，他们也要成立一个组织，叫做抗大公社，想让我来当他们的负责人。我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不干了。耗了两三天，最后没办法我只有同意了。

接下来，全国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批“二月逆流”。当时我是不大同意批“二月逆流”的，我当时也写了一张大字报，说他们原来一个个都是老帅老总，有错误可以批判，但如果一定一个一个都要打倒，不是把矛头实际上指向周恩来了么？在我的影响下我们这一派的人基本上是同意我的这个观点的。也不是说有多高的认识，就是没有另一拨人那么左。那个时候大家都要争着当“造反派”。包括被人家说成“保守派”时，我们自己都要申明我们是造反的。后来我们很快就被打成“二月逆流派”，说我们反谢富治。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市有很多组织就开始围攻了，就这么折腾，后来就开始武斗了。

1967年，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告发“中央文革”文艺组和戚本禹，说他们反对周总理，干了很多坏事。我父亲当时是征求过我的意见的，我说不能寄给毛主席，那样的话江青他们也就看到了，戚本禹也就看到了。要寄给军队，我觉得军队可能不一样，当时毛主席要林彪“支左”，可是军队“支左”却经常是支持“保守派”，不去支持“造反派”。我们相对来说属于保守一点的。所以他就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叶群(林彪的妻子)把这封信给江青了，江青又把这封信给了戚本禹。

接到这信以后，可能是第二天，“中央文革”就开会。江青讲我父亲:20年了，没想到是个两面派。她说，听说郑公盾这个人很坏，尽通过两个儿子干坏事。这些话他们都传达了，当时消息都特别灵通。当天晚上我父亲就被隔离了，关在现在《求是》杂志那个红楼，然后大概过了一天就转进秦城监狱了。我哥哥当时在音乐学院当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就跑到宁夏去了。我当时没想跑，后来就被抓了。

我被隔离，关在一个小屋子里，中央当时有一个“三办”，来提审我，问我对谢富治怎么看。那时候人都想要表现自己的英雄豪气，根本不会转而吹捧谢富治，我就说，谢富治不适合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然后又问我对戚本禹的看法，我说戚本禹更不适合。我说我是拥护林彪的，对江青我是尊重的。

后来我就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监狱，这里又叫北京市模范监狱。在被抓之前，我去参加过一个“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红卫兵代表的会议，江青主持。当时我很注意江青的一句话:不要以为军队在他们手里，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军队都会跟毛主席的。我当时在会场觉得这里头不得了，军队不是在林副主席手里么？当时我就马上闪出这么个念头:“中央文革”和军队有矛盾，林彪和江青有矛盾。平时我也有这个感觉，林彪和江青他们两个不是很对付(不是很合作的意思)。

我不敢告诉别人，当时我有一个女朋友，我就跟她说了这个想法。我被捕后，也要她交待问题，揭发我。她就说了。不得了，我这是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好像第二天，她就翻供了，说是瞎编的，但是已经晚了。这个事他们一开始没问我，到监狱里头才问我。我没承认。后来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时候，她找过我一次，我们那时都结婚了，她说她一直很痛苦，看《天云山传奇》时，觉得里面那个跟“右派”划清界限的坏女人就是她。

在狱里待了一年吧，监狱提审员告诉我，总理说了放我。好像当时周恩来说，我可以算是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弟吧，周恩来知道江青对我们家的评价。我们都是保周恩来的，他也肯定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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