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繁忙 卫生间成“第一办公室”
1965年,33岁的张佐良走进中南海的西花厅,开始给67岁的周恩来做专职保健医生。张佐良还记得第一次见周恩来时的情景,当时周恩来对他说,我身体很好,没什么病,你主要把大姐照顾好就行了。在保健医师的眼中,当时周恩来的健康状况确实不错。
张佐良:在我前任跟我介绍的时候,写了好几个交班本。说身体非常好的,他没什么病,因为那个时候也六十多岁嘛,健康状况比较好。饮食、睡眠都不错,只要他有时间睡,他倒下很快就睡了,当然安眠药是吃的。
1966年是张佐良来西花厅的第二年。这一年年初,中国北方八省遭遇大旱,紧接着,3月份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而这一年又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周恩来全心扑在了经济工作上。从北方视察回到北京后,他心情沉重地说,从全国来看,我们一穷二白的状态未摆脱。“如果一旦有战事,粮食供应可能比解放战争时期还差。”然而令他没有料到的是,一场比北方干旱、地震更为猖獗的政治风暴,已经悄然而至。
张佐良: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部门,送给总理报批,尤其是文革当中,大家政治上面受到高压,甚至有的受到迫害,有许多事情不敢做主,本来有些部级领导,省部委可以作主的事情,后来都推到总理这里来了,你想想有多少,一个总理,就是三个五个也管不了那么多。于是乎就一摞一摞天天弄进来,大姐就限制秘书不要送那么多,让他们先筛选,挑最重要的,只允许这么高,她形容一个有多高。怎么可能。要是我们给卡了,总理要办某一个部门的事情,问他们你们事情怎么不给我报啊,人家说几月几号早就给你报过去了,总理回来一查在秘书那里压着,这秘书承担得了吗?
大姐就说,保健大夫你说话,为了总理的健康,每天那么多,受得了吗?人是铁打的吗?等等。我就去跟秘书商量,其实我跟秘书也很同情他,没办法,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把大姐的话传到,所以每天总理离开办公室,两三点钟时还要抱这么一厚摞文件,总理亲自抱着,到卧室去,在卧室里继续批。因为他坐在床上文件不方便,给他一块木头板,专门给他做了一块很薄的木头板,把文件放在上面,便于红蓝铅笔画。看着他三点多四点很困了,画画画,就睡着了,文件就这样了,有时铅笔也到地上了。
周恩来有个多年养成的习惯,上洗手间的时间比较长。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卫生间。文革开始以后,大量的文件从各大部委甚至全国各个地区送进西花厅。为了不浪费一分钟时间,周恩来的卫生间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
张佐良:连乔冠华、廖承志什么,一些老部长,好多外事部门,涉外工作的,都在卫生间里头,他坐在马桶上汇报工作,人家都不相信,确实我们有亲自见到这个样子。
郑淑云:卫生间旁边一个小桌,小凳,北京话叫杌凳,是个红的小凳子。放着茶杯,然后早上放《参考消息》那些东西放在那,有急件就放急件,没急件就是这些东西,早上起来就先在那看东西。
张佐良:那个时候第一个进去的是秘书,别人他都不要听,他一进来,就把秘书叫来,先听一天的日程。他根本就忙得很厉害,睡眠时间很少。等秘书出去了,看看总理,我们还得察言观色,总理是在思考问题,还是听到这些事,当然不是每天都有高兴的事,还有不高兴的事很多,文革期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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