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打倒刘少奇 周恩来的秘密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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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张佐良学会了审时度势。根据需要，每年“五一”、“十一”张佐良都会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医疗保健值班。1966年的五一，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依旧在天安门城楼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焰火。而谁也没有预料到，他们其中有的人，将是最后一次与国同庆、与民同乐。三个月后，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张佐良也在天安门城楼上，敏感的医师发现了一些明显的异样。
张佐良：最敏感的时候，我就看到刘少奇，因为天安门城楼里头很大，一进正门，东西两边有两个长条桌，东边是民主党派，一个长条桌，西边是党内人士，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天安门正中间，一圈大沙发成U字型的，毛主席坐在中间，有几次我见到少奇和朱老总也坐在中间。但那天少奇没有坐到沙发上，就是那个U字型中间的大沙发他没去坐，而是站在天安门一进门右边那一排，就是给中央委员，各省市委书记的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他还不是坐着，他在那里站着，像他这样的人物，一般地方上来的干部，都会拥上去跟他找机会说话，围着他讲事，那天没人理他，这个很奇怪。
实际上，在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前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的名字就已经从副主席的名单里消失了。1966年年底，“打倒刘少奇”的口号铺天盖地的响起来，刘少奇一夜之间成了最大的“反动派”。不久之后，张佐良接到了周恩来的一个秘密命令。
张佐良：有一天，总理是从大会堂开会回来，他在讲一些看到的大标语，把刘少奇的名字倒着写，然后还打叉叉。还有，把刘少奇写成刘少狗，旁边加个犬字旁。总理说，他有多少错误，可以批评，可以批判。但不应该什么，名字倒过来写，这个刘少狗，这都是侮辱人格，这个不好，怎么有这样的风气，这不是我们共产党的风气。他也就在车上跟我们（说），正好那天我坐在他的车上。总理说，他最近怎么样？你去看看他，代表我向他问好。
那天进去以后，王光美也不在，只有刘少奇一个人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头，他们把我引到那，我说我是西花厅的，总理办公室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总理让我来看望一下刘少奇同志。他说你请坐，请坐，总理忙不忙，身体怎么样？他就简短地问了一下，他说你也代我向总理问好。别的就没什么话，我也不敢多问，过问身体怎么样，谁敢多问，看看是个什么状况，我就回去了。很久以后我分析，为什么不让大姐去，不让秘书去，叫我去算什么呢？我想总理是有深刻含义的，第一，医生去最合情合理，他也有健康问题。再说，我也是门诊部，中南海保健处的医生，这样去就没有太多的政治含义，即使传出去的时候，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去看他了，跟大姐去是大不一样的。毕竟刘少奇当时的政治处境是这么一种恶劣的状态。
张佐良无法揣测周恩来派遣他去看望刘少奇的真实意图，但他清楚，文革中周恩来忙于救火，早被人指责成党内最大的保皇派、保皇派的黑后台。周恩来的处境也很艰难。自从1965年冬天查出周恩来已患有心脏病，张佐良就愈加关注他的健康。可惜，这位六十多岁老人，健康状况在文革中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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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陈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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