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繁忙 卫生间成“第一办公室”
1965年，33岁的张佐良走进中南海的西花厅，开始给67岁的周恩来做专职保健医生。张佐良还记得第一次见周恩来时的情景，当时周恩来对他说，我身体很好，没什么病，你主要把大姐照顾好就行了。在保健医师的眼中，当时周恩来的健康状况确实不错。
张佐良：在我前任跟我介绍的时候，写了好几个交班本。说身体非常好的，他没什么病，因为那个时候也六十多岁嘛，健康状况比较好。饮食、睡眠都不错，只要他有时间睡，他倒下很快就睡了，当然安眠药是吃的。
1966年是张佐良来西花厅的第二年。这一年年初，中国北方八省遭遇大旱，紧接着，3月份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而这一年又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周恩来全心扑在了经济工作上。从北方视察回到北京后，他心情沉重地说，从全国来看，我们一穷二白的状态未摆脱。“如果一旦有战事，粮食供应可能比解放战争时期还差。”然而令他没有料到的是，一场比北方干旱、地震更为猖獗的政治风暴，已经悄然而至。
张佐良：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部门，送给总理报批，尤其是文革当中，大家政治上面受到高压，甚至有的受到迫害，有许多事情不敢做主，本来有些部级领导，省部委可以作主的事情，后来都推到总理这里来了，你想想有多少，一个总理，就是三个五个也管不了那么多。于是乎就一摞一摞天天弄进来，大姐就限制秘书不要送那么多，让他们先筛选，挑最重要的，只允许这么高，她形容一个有多高。怎么可能。要是我们给卡了，总理要办某一个部门的事情，问他们你们事情怎么不给我报啊，人家说几月几号早就给你报过去了，总理回来一查在秘书那里压着，这秘书承担得了吗？
大姐就说，保健大夫你说话，为了总理的健康，每天那么多，受得了吗？人是铁打的吗？等等。我就去跟秘书商量，其实我跟秘书也很同情他，没办法，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把大姐的话传到，所以每天总理离开办公室，两三点钟时还要抱这么一厚摞文件，总理亲自抱着，到卧室去，在卧室里继续批。因为他坐在床上文件不方便，给他一块木头板，专门给他做了一块很薄的木头板，把文件放在上面，便于红蓝铅笔画。看着他三点多四点很困了，画画画，就睡着了，文件就这样了，有时铅笔也到地上了。
周恩来有个多年养成的习惯，上洗手间的时间比较长。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卫生间。文革开始以后，大量的文件从各大部委甚至全国各个地区送进西花厅。为了不浪费一分钟时间，周恩来的卫生间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
张佐良：连乔冠华、廖承志什么，一些老部长，好多外事部门，涉外工作的，都在卫生间里头，他坐在马桶上汇报工作，人家都不相信，确实我们有亲自见到这个样子。
郑淑云：卫生间旁边一个小桌，小凳，北京话叫杌凳，是个红的小凳子。放着茶杯，然后早上放《参考消息》那些东西放在那，有急件就放急件，没急件就是这些东西，早上起来就先在那看东西。
张佐良：那个时候第一个进去的是秘书，别人他都不要听，他一进来，就把秘书叫来，先听一天的日程。他根本就忙得很厉害，睡眠时间很少。等秘书出去了，看看总理，我们还得察言观色，总理是在思考问题，还是听到这些事，当然不是每天都有高兴的事，还有不高兴的事很多，文革期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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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陈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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