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灾害心急如焚 亲自计算全国粮食
周恩来与邓颖超-孙维世在西柏坡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党内外爱国人士被错划成“右派”。为此周恩来特地就“右派”划分问题制定了两条原则：一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要划右派，需报国务院批准；二是对海外国外有影响的人，包括—些知名的知识分子要划右派，需把材料送给他看。著名剧作家夏衍曾说：“总理是尽可能想保护一些人。”
韩宗琦：1957年反右派，我父亲去参加那个反右的大会，吓死了，他说我可是老说这些落后话，弄不好再给我弄成右派，于是他就决心要上香港去。
韩宗琦是周恩来的口腔保健医生，她的父亲韩文信也是著名的牙科大夫，早在抗战时期就曾为国共两党的高层大员看过牙玻反右运动开始后，人人自危。顶着资产阶级帽子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有海外关系的纷纷外流，人才的流失让周恩来非常忧心。
韩宗琦：这个事后来让总理知道了，总理就把他叫到北戴河，他们在一起乘凉，谈话，说服他不要去香港，说是要是像你这样的一个牙科大夫我们共产党都留不住，那个我们的影响太坏了，所以你无论如何不能够去香港，你只能在上海待着。
从建国之初急于将民众带离战后一贫如洗的局面，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的整风反右、大跃进，紧接着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周恩来一直忙得应接不暇。1959年，一份反映十五个省份出现灾荒甚至饿死人的报告送到周恩来的桌上。北京、天津、上海几个大城市也处于只有三五天存粮的危险状况。主抓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心急如焚。
郑淑云：1959年、1960年的时候，那时候粮食很困难，每个人吃的粮食都是总理亲自算出来的，其中包括全劳力、半劳力，妇女、儿童，都是总理一笔一笔算出来的。因为之前邓大姐给我讲过，说是有一些事情其实也可以让别人做一做，也不一定非要他自己这么算，我觉得大姐这个建议对，我就说总理其实这些技术性的工作，可以叫别人帮你一下，他不理我，根本不理，用老花镜就这么看你一眼，然后继续做他的事情。他喝一口水，休息一下的时候才说，你怎么这么不理解我的工作，这怎么能叫技术性的工作，怎么就能说叫别人来做，我自己不做我怎么能了解这个情况？这是为人民着想的大事情，可不能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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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陈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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