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发轫：我们对天若还像海洋那样不关注 月球可能变钓鱼岛

核心提示：戚发轫，中国工程院院士，载人航天之父。作为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几十年来，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自己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期《问答神州》他将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航天情结”。

问答工程院院士戚发轫上集

2017年的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迎来了25周年的纪念日。该工程于1992年立项实施，因此被称为是“921工程”，确定了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战略。25年来，人们最容易记住的可能是几个名字：中国飞向太空的第一人杨利伟、中国太空出舱的第一人翟志刚、三度飞天的航天员景海鹏、第一位飞天女航天员刘洋等等。再有就是神舟、天宫、天舟这些航天飞行器的名字。至于背后无数默默无闻的航天人，却很少为外界所知晓。但是对于载人航天工程来说，这25年，每一次成功发射，航天员的在轨工作的每个“首次”，都意味着中国在某个或者是多个领域实现了重大的突破，其背后则是中国正在上演的“智造”奇迹。为了更深入了解中国载人航天的台前幕后，前不久我来到了位于北京航天城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与神舟一号到五号的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有了一次相约问答。

年近退休再临创业 限定日期成功发射“神舟一号”

84岁的戚发轫，空间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全程参与了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枚火箭、第一颗卫星和第一艘宇宙飞船的设计和发射工作。1992年，被任命为“神舟一号”飞船的总设计师。

专访：

吴小莉： 1992年，您已经年届差不多59岁了。

戚发轫：59岁了。

吴小莉：按照您的说法那时候应该是要退休了。

戚发轫：是。

吴小莉：但是有了新的使命。新的课题。跟您以前研究的都不一样。

戚发轫：应该说，航天这一个事业到现在已经61年了，我呢是干了60年，比它小1岁。本来原来是搞导弹的，要搞运载火箭，我也愿意干。那么从搞运载火箭又调到这五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来搞卫星，我也很愿意。搞了各种各样的卫星。

吴小莉：当时跟您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您又觉得说我已经快要退休了，我要重新像年轻人一样，重新创业一样，担心吗？

戚发轫：应该说一生，在这个时候我是很纠结的。第一呢，我有两次，就是前苏联和俄罗斯的时候，我都到过贝科诺尔发射场，看到飞船发射的情况。那个时候人家总设计师要跟航天员讲，“我一切都准备好了，你上去了一定能回来。”最后要签字的。那时候我去看，那我当这个飞船（总设计师）的时候，我就很害怕。我说我到那个时候，有可能这么肯定地讲，“你上去吧，回来我签字。”我觉得压力很大。为什么呢？载人航天，人命关天，而且要学习很多很多新的知识。我说我都快60了。所以我应该说很纠结，我是很矛盾，从心里讲我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情况下，因为文化大革命，使我们人才断层了，老的就老了，年轻的就是袁家军他们这一代人，他们的学历很高，而且还有出国的经验。但是他缺点什么？

吴小莉：实战经验。

戚发轫：缺的实践的锻炼。领导觉得还嫩了一点，所以你这个老的还得出来。

在戚发轫的记忆里，“神舟一号”飞船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他常说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人员缺乏经验，试验基地刚刚建成，大量的问题暴露出来，一切都在摸索之中。当时这群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开拓者，穿梭在大大小小的仪器设备和粗细不同的电缆、插头之间，研制出了中国第一代宇宙飞船。

专访：

吴小莉：“神舟一号”，你当时最紧张的是它能不能够在我们要求的定点的安全范围回到我们的现场，因为以后要载人。如果不在我们的定点的话，人到哪儿找回来都不知道。

戚发轫：就是“神舟一号”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当年立项的时候要“争八保九”，就是争取1998年首次发射，确保1999年发射。但是按照我们飞船，因为延迟进度的话，到1998年11月份的时候，正在做初样的地面的试验。那个时候，中央的领导江泽民主席，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都来了。一看我们一个庄稼地建起了航天城，而且那个基本设施都搞好了，在那儿做试验。非常高兴，表扬了我们。但是问了一句话，明年能发射吗？

吴小莉：这表扬很有压力。

戚发轫：就问这事儿我就很难回答，为什么？确实按照我们航天的程序，初样是做地面试验的，暴露了问题，改进了，再生产一发，叫正样上天。你想想1998年11月份了，它不到一年是肯定不可能了。但是江主席讲，说你们军令状就是“争八保九”，明年是大庆，要阅兵，澳门要回归。所以你们得想办法明年要发射。所以当时就是很有压力，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就得想一个特殊的办法。怎么办呢？再做一发上天肯定来不及。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搞过返回式卫星。我们有经验，那卫星上天返回来之后，烧掉的部分确实烧坏了。但是里面的仪器还是可以用的。那就想能不能地面做过试验的东西，我们把它改装成为一个第一发上天做试验的那个试验飞船。这个办法应该说有科学根据。现在当然了已经发展很快了，就在搞那个重复性使用的运载火箭和飞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有点预见的，所以就下了这么个决心，领导也支持。那个时候领导有个要求，说你们只要回到中国，就算你们成功。千万不要到了海上，也不要到了国外去。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们压力很大，所以在那么一个特殊情况下，采取了一个特殊的程序。经过大伙的共同努力，确实在1999年发射成功了。不仅回到了中国，而且离预定地点只差10公里。

吴小莉：“神舟一号”的时候是不是用（俄罗斯）“联盟号”的一部分技术？

戚发轫：用了它的技术，没有，因为技术都是自己的。但是用了它一些部件，比方说那个同位素高度表，就是俄罗斯的。但是现在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了。那显示屏，是买了美国的，那么现在也是自己的了。这个受制于人，心理压力很大的。关系好了它卖给你了，关系不好了，它就不卖给你了。你等于你这个国家的进度、发展受制于人。但是我们并不反对合作，是吧？你要能卖给我又便宜，那当然我买你的了，但是你要不卖的时候，我自己也能做。这就叫自主可控。

吴小莉：我们到了神舟几号飞船的时候，完全自主可控？

戚发轫：应该过了“神舟五号”以后，基本上就应该说我们逐渐逐渐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极少数的还有一点，其它都是自己的了。

下节预告：

吴小莉：那一百多项的预项，在“神舟一号”到现在为止，用过没有？

戚发轫：一个没用过，往往是想到的没有用，就是没有想到的可能遇到了。

戚发轫：首次载人航天前的试验准备遇到了诸多问题

2003年10月15日，在互联网移动终端尚未兴起的时候，亿万中国人选择守在电视机前收看直播，画面锁定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五号飞船正在等待点火指令。

但也就是在这一年，世界航天领域却是一片阴霾：

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于返回地面前的16分钟突然爆炸解体，7名航天员全部罹难。

5月4日，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返回地面的时发生了故障，3名航天员受伤。

8月22日，巴西的运载火箭在发射平台上发生了爆炸，21名的工作人员当场遇难，20多人受伤。

一系列的灾难，让中国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格外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专访：

吴小莉：但是您特别的说，到了“神舟五号”，我们外面的人看起来是更紧张的时候，因为真的要有杨利伟上太空了，但是您却反而是最有把握，而且很多的重要的核心技术，都是自主的。但是您却是最有把握的了。

戚发轫：应该说我们是做了四次叫无人的试验。那么在我们来讲的话，除了地面做了充分的试验之外，上天上确实暴露了一些问题。但是因为人造的东西要做到百分之百是不可能的。这就像当年美国的航天飞机就没有想到我万一出事怎么把人救回来？他就没想到这个事，实际上都得想。我们为了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想了一百多个故障。这一百多个故障硬想出来的。就是有的时候很没有道理的，从来没出过（问题）也想，想了以后怎么办。都有预案。预案，地面再试验试验行不行？为什么有个逃逸塔啊？就是万一火箭有问题了，我得逃出来。所以这是谁说的呢？我觉得是朱镕基说的，就在这个地方来参观检查，我说那个1998年11月份，确实检查我们有一个二期工程有一个缺陷，朱镕基这个人挺严厉的，说这么点小事都没搞好，我怎么放心呢？航天员也在旁边，他秘书讲说航天员在这儿，你不放心他怎么上天啊？

吴小莉：朱总理当时是看到什么毛病？

戚发轫：就是一个二级真空罐，焊接没焊好。

吴小莉：在现场就看到了？

戚发轫：我们不应该没有交工就要他看，显摆显摆叫他去看看了。他一看，他挺认真的，焊缝没有打磨，挺粗糙，没交工。没有完成。他挺厉害的。你看好多照片，他要想把那个降落伞的布要给撕碎，很大劲。

但是他最后说了一句话，跟航天员讲，你们放心，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们中央领导、总师、什么供应的，一定是需要什么我给什么来保证你们的安全。但是科学试验是不能做到不出事的。你们要做到失败了，航天员得给我救回来。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标准，就是我可能这个试验失败了，但是航天员我想办法给救回来。

吴小莉：那一百多项的预项，在“神舟一号”到现在为止，用过没有？

戚发轫：一个没用过，往往是想到的没有用，就没有想到的可能遇到了。有一些不讲理的事情，我也跟人吵过架。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个飞船和卫星，跟运载（火箭）没分开的时候，那上面就讲了“万一分不开怎么办？”我说我们60年了，从来没有过，那万一呢？因为这个（分离）指令是运载（火箭）发的，那么要想做到这一点，那万一发不出指令怎么办呢？要求我们航天员发一个指令到火箭上去，火箭上还得用一个独立的电源再发一个指令，那么就分开了。万一指令没发出去怎么办呢？就很难了。我发到运载火箭，是两个单位，人家也不干。最后我特别感谢谁感谢张庆伟，他那个时候是火箭的副总师，那总师是我的同学，坚决不干，我怎么接受你飞船的指令啊？还要我搞个独立的电源。不干。张庆伟，他接受了，所以我就感谢他。我说小老总，你救了我的命了。现在有就是航天员可以发个指令，他那边有个独立电源，跟这个分离这个机构再发一次指令。就是万一这个（运载火箭）指令发不出来，确实船和火箭没分开，不就掉下来了吗？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可能有疑问就说“你们就没出过事吗？”是出过事的，出过事是我在做试验暴露当中，是出过很多的。比方说我们“神舟三号”就发现舱内的有害气体超标，就航天员不允许，一氧化碳超标，超标的还很大。

吴小莉：是上了天以后发现的。

戚发轫：不，上天以后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一打开一检查，就是超标。

吴小莉：有害。

戚发轫：有害气体，一氧化碳超标。哪儿来的？怎么排除？花了很长的时间。这个呢，不叫失败是吧？有这个问题，但是飞船也回来了，也有这个情况。所以我就说我们在试验当中确实发现了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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