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父亲教我算清“大小帐” 母亲让我们悠着点

2015年06月01日 12:58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2015年初，柳传志的一篇文章刷遍了很多人的朋友圈，这位71岁的联想集团创始人联想控股董事长，在文章里谈起了自己的父母和曾经的年代，柳传志写道，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就在不久以前还很苦，很凄惨，很

核心提示：2015年初，柳传志的一篇文章刷遍了很多人的朋友圈，这位71岁的联想集团创始人联想控股董事长，在文章里谈起了自己的父母和曾经的年代，柳传志写道，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就在不久以前还很苦，很凄惨，很窝囊，你要想今后过得富有光鲜亮丽，你就要知道过去为什么穷，为什么苦，为什么受人欺负。

凤凰卫视5月31日《名人面对面》，以下为文字实录：

许戈辉：两周前的一个下午，我跟柳传志先生聊了许多有关父母和家庭的话题，谈惯了商业、管理、战略这些大事的柳传志，罕见地露出温情的一面，采访就要结束的时候，他却突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谢谢您柳总。

柳传志：好。

许戈辉：谢谢，谢谢。

柳传志：但这东西有价值吗？

许戈辉：有价值啊。

柳传志：我觉得我跟你今天谈的内容确实是比较纠结，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人，就这么过来了。

许戈辉：不，您这么想啊就像您说的，现在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后辈的年轻人他们可能真的就不了解我们的前辈们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我向他解释了自己的看法，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名人面对面》这个十五周年的“家系列”特别节目，已经采访了十位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将要连续播出两个月，而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2015年初，柳传志的一篇文章刷遍了很多人的朋友圈，这位71岁的联想集团创始人联想控股董事长，在文章里谈起了自己的父母和曾经的年代，柳传志写道，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就在不久以前还很苦，很凄惨，很窝囊，你要想今后过得富有光鲜亮丽，你就要知道过去为什么穷，为什么苦，为什么受人欺负，柳传志还说，他最想把这些话说给那些年青、年少的甚至是儿童，让他们长大了听，正是这篇感情真挚的文章感染了我，成为我们制作这一系列节目最初的缘由。

如果说每个人都是一本书，那么这本书的首页HOME PAGE不正是家吗，父母给了你怎样的基因，家庭给了你怎样的影响，昔日的成长又怎样塑造了今天的你，就让我们翻开家这本大书，感受时代的变迁，追寻命运的轨迹。去年上映的电影《归来》讲述了一对知识分子夫妇之间，在特殊的年代遭遇的波折，《归来》触动了柳传志，这个号令群雄的硬汉看着电影流下了眼泪，他说那是他亲眼看见过的年代，亲眼看见过的事情，为什么您就是看那个电影《归来》会那么有感悟？

柳传志：你想呢。

许戈辉：您觉得从他们身上会看到父母的影子是这样吗？

柳传志：尤其到火车站，一看见火车就特别那什么。

柳传志：父亲是“给块云彩就要下雨”的人

许戈辉：1961年17岁的柳传志离开父母，远赴西安电子工程学院，成了一名大学生，一名军人，9年之后，26岁的柳传志手里拎着一个箱子，辗转了半个中国之后回到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这时的父母仍然前途未卜。

柳传志：我到那个1970年以后就等于我住在我们家的房子里面，我大妹妹在，这个我父母有的时候从干校回来，我们去接他，接他完了以后呢又要再去干校，或者又有新的这个发配方式等等，我们去接他的时候就是听到火车的声音，那心里非常之激动，因为真的见了一回下回会什么样都不太清楚。

许戈辉：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早年在上海从事银行业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1949年之后，在中国人民银行等处工作，1965年8月，调入中国贸促会工作，任商标代理处处长，后来成为“中国知识产权领域的先驱之一”。

回想起来您觉得在您自己的性格里面，哪些是父亲给您的，哪些是母亲给您的？

柳传志：父亲给我的可能更多的是这个不断地追求，就是想做事儿，这个后来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一个同事写了一篇文章，说他是给块云彩就要下雨的人。

许戈辉：想做事的人却往往无事可做，文革前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就曾经遭遇各种运动的洗礼，文革期间又被打成了“阶级异己分子”，每天都要被批斗到11点以后才能回家，后来被打入“牛棚”送进远在河南的“干校”。

柳传志：1970年底我有一次出差到河南，我去看过他们一次，去的时候正赶上那个，正好是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就在他们那个，就全是写的柳谷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啊什么就打叉子就那样的，但是呢还挺好，就是把我父亲从“牛棚”里头放出来。

许戈辉：还允许亲人能够在一起。

柳传志：在一起谈谈话什么的，后来知道我父亲皮肉没受什么苦，就是批判而已，批判我父亲“老油条”了，也不在乎。

许戈辉：这儿我就想多问两句啊，您说批判您父亲就只要不受皮肉之苦他没有那么在乎，您觉得这里边儿就是他的精神支柱到底是什么？有的人面对批判他就精神崩溃啊，他就有可能是自杀啊或者怎么样，那您父亲到底为什么能够度过来？

柳传志：其实可能文化革命的时候我呢是1966年的时候，1966年底其实就和有些同学就算是对文化革命看透了，因为我看到林彪当时写大字报林彪怎么骂其他老帅的时候，江青说的话怎么，等于对以前的自己同事所做的事情有全面的否定，这时候你会想什么，就当这个脑子里容易有想法的人，就会有想法，这时候有同学在一起，这个要好的朋友，不点穿就还好，就憋在心里不知道对不对，一点穿得，一下子就算看透了，以后看这个事情，我父亲呢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的应该说聪明的人吧，我跟他没有敢直接地两个人把话谈透过，但是我感觉他可能心里头对这个事儿。

许戈辉：已经看透了，已经想开了。

柳传志：所以就说什么，只要是不，你比如说逼着他去伤害其他人，他肯定是坚决不会干，你比如说。

许戈辉：对，他一定有承受过这样的压力吧，互相的揭发。

柳传志：对。

许戈辉：检举。

柳传志：对，他肯定是绝不会做。

许戈辉：柳传志曾经在文章里写道，我们在爸爸身上学到正直、求实、诚信，在妈妈身上学到善良。

柳传志：妈妈那儿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善良，我妈妈和我爸爸都非常善良，就是对那个比自己弱的，对那个应该能够帮助的人，特别施以援手。

许戈辉：在柳传志眼里，母亲外柔内刚，他印象中只见过一次母亲流泪，那一次是因为共同生活多年的姑妈被迫远赴边疆，在离别的站台上柳传志唯一一次看到母亲没有控制住泪水。那您说母亲就是她生性善良，但是她是一个大小姐，在艰苦的岁月里她怎么能够适应呢？您说曾经在饥饿的年代妈妈把饭分成一份一份，自己分最小，你看过她抱怨吗？看过她就是觉得好像这个日子有点挨不过去有这样的情形吗？

柳传志：没有，没有，在很艰苦，艰难的岁月里头，从没有听见过一句抱怨，那您从您的父母身上看到的都是什么呀？

柳传志：他们真的是相濡以沫。

许戈辉：1984年，柳传志和父亲柳谷书同时迎来了人生的分水岭，这一年40岁的柳传志和10位比自己年纪还要大的同事一起，在中科院计算所一间20平米的门卫室里创办了联想，与此同时父亲柳谷书已经63岁，他奉上级之命毅然远赴香港，创办中国专利代理有限公司，柳谷书贷款80万，几年后，为国家创造了5亿元的资产，从此父子两人都被称为“柳总”，给块云彩就要下雨的时代终于来了。

柳传志：以父亲为榜样教我算清“大小账”

柳传志：后来我到香港去了以后，我当时呢为了给公司员工买宿舍，因为我们到那儿去了要调一些工程师过来，当时因为钱少所以呢买一间房子就是也学着香港人那样儿，到处看，这儿便宜，那儿便宜差多少钱，后来我父亲跟我说，你买的是员工宿舍，你更多的要重视的是让他们住在一起，离你们更近，更便于工作，所以差的那点钱是不重要的，你要把大小账儿算清楚。

许戈辉：柳传志说过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榜样，他记得就是下雨天父亲也要徒步上班，就是为了省下6毛钱的电车费，父亲的守时守信也给柳传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另外事业上父亲也给了柳传志很多帮助，联想最早在香港成立的合资公司就有柳谷书的公司参与投资，这对于联想在香港的起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柳传志：我父亲呢他其实挺精明，这个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公司有我父亲的他们那上面的公司的投资股份，所以那个谈不是跟我谈的，是跟我们所长谈的，所以公司这个会计是（父亲）他们那派来的人，但是他看见我跟香港人之间没有什么拉拉扯扯的，因为一般的这种猫腻呀全都是比如说我拿国内的公司的，就是跟他这个利益的交换呢，你必须得跟香港人底下有这种来往，比如到什么场所去，或者怎么怎么样，那是能感觉得出来的，我跟他们拉下脸就说话，从来没有一点那个什么，所以他知道我经济上肯定是清清白白，这个让他们比较放心。

许戈辉：那您给我讲的这个例子，倒让我有这么一个问号，就是到底什么是小钱，什么是大钱，什么是该去争取的利益，什么是根本就不能去沾去碰的，因为呢在您最早做联想的时候，我知道您一直为了这个改制和中科院也在进行谈判，当时您也是坚持说这个如果要是不能让这个这边员工，创始人占股的话，那您就不干了，就在那个年代，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再一个我们受的教育那都是集体主义，要大公无私的，怎么会在那么早的阶段您就想到了去争取这个利益呢？

柳传志：是，你像我那个出来这个办公司很快明白，大概就是为了想特别兴奋就想知道我到底能干成什么事，所以我要的都是管理权，但在这个工作，这个1990年，90年代初以前吧，其实是难度非常大，经常大的事还要冒所谓“政策风险”，还有今天看来所谓“政策风险”就是画红线的地是根本不该有红线的，有红线中国就发展不了，但它当时它画了红线，那就很难处理是吧，像这种事，还有贷款，当时科学院是事业单位，是不能够说给银行说我给科学院贷款，银行不认，所以都是我用各种方法先是比如这个，这个关系，比如我弟弟在银行，我父亲在香港的这个银行的关系等等，人家先贷给我很少的款，以后就是信誉贷款，就是我越做越好从来诚信，但是你真的要是做坏了呢，对吧，那你怎么去交代啊？这个压力都非常大，在这个时候这个还没有那，特别是年轻同事后来来了，有几句话带了新思想刺激了我，他们说比如说你能不能咱们另外办个公司，办好了以后你过去，这种事我肯定不会干，因为。

许戈辉：你要做，就要做的名正言顺。

柳传志：对，因为这样的事你要做了的话你就真的对不起周光召院长，号召你出来办公司的人，但是呢确确实实那么大的风险科学院确实没法给你更具体的帮助，你做完了以后那个就全部就都是公家的，和我们一起这个并肩大家共同努力的香港人，他们就能从分红，从利润中都有很大的一份，这一份可不是一小份，不是工资，这一比较是看得很清楚，而真的最有出事的风险确实全是我在那担着，真是真好比我是船长，他是一个离救生艇最近的二副，一有事他们就好像真的就他们还算得还挺清楚，人家也挺对，那么你捍卫的是什么？我捍卫的是国家利益，为科学院如何如何，但这里头为什么不应该有我们一份呢？所以我觉得这话可以跟领导谈，周院长呢真的是因为他也到美国去过，他这个思想确实是非常的，我觉得开放，他对我们说，他说这个作为一个就是这种高科技的创业公司，从国际惯例上来讲，创业者科技人员他都是应该有自己的股份的，这个我们努力去争取，后来了解了，他办不到，办不到的话他就那什么，就说我给你先给你奖金吧，给你分红权吧，每年的利润分给我等等，大概就是这么个过程，如果真的换一个人当院长，不给的可能性完全是有的，那有的话呢我可能回来就会思考，思考完了以后就会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一点不会犹豫，就是那为什么你跟我这完全不讲道理，对吧。

许戈辉：对，等于利益也没共享，风险也没共担。

柳传志：而且我离开这我又不犯法，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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