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陈昌浩的功过是非_卫视频道

鄢烈山：陈昌浩的功过是非

2010年05月17日 09:15 炎黄春秋【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三

与陈昌浩后半生屈沉下僚有关的三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陈昌浩是“张国焘的人”吗？

陈昌浩于1931年4月与张国焘、沈泽民、张琴秋等人同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鄂豫皖苏区，共事合作5年多，作为“第二把手”，他与张国焘之间肯定是互相信任的。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整编制，陈昌浩受命担任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随党中央和毛泽东北上。政治局在沙窝开会时，陈昌浩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毛儿盖会议上他发言支持毛泽东，受到毛的赞赏。他是明确支持红军北上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前夕，陈昌浩布置政工人员书写的一块石雕标语：“消灭刘湘，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抗日”，至今仍屹立在昔日的长征路上。那么，过草地后他为什么又违心地走回头路，南下与张国焘会合，而不跟毛泽东北上呢？可以说，要求他和徐向前率部南下的命令，是以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名衔下达的，作为军人他不能不无条件地服从直接上级的指挥；但这也确实与他对张国焘多年积累的信任关系有关，他与徐向前都不愿四方面军从此分为两半。然而，他又绝非张国焘的死党。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宣布成立“临时中央”，陈没有表示支持。1936年夏，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师。9月16—18日，“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解决行动方向问题。张国焘反对执行中央13日来电，说北上是“断送红军”，坚持西渡黄河。陈昌浩第一次公开站出来反对张国焘，二人发生激烈争吵，互不相让，最后张国焘以“不干了”相威胁，带着警卫员哭着离开了岷州。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调动部队西进，陈昌浩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命令部队停止西进，待命而动。张国焘先是跑到前线徐向前、李先念等人所在的樟县大哭，说“陈昌浩反他”（所部红三十军军政委李先念回忆），有取而代之的野心，赢得了不明真相的众将领的同情和支持。接着，张国焘深更半夜找陈昌浩谈心，哭说利害，要求保存四方面军，说北上“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我们交出兵权，开除我们党籍，军法从事”。但是续开“西北局”会议时，陈昌浩仍坚持北上，明确表示不能再作四方面军政委。有此种种因素，特别是党中央不批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且战局已发生变化，四方面军才顺利北上实现与中央红军的大会师。由此可见，陈昌浩是一个独立的红军指挥官，而非什么“张国焘的人”。

第二，陈昌浩有加害毛泽东之心吗？

如上所述，陈昌浩率领的右路军随党中央机关走出草地后，张国焘命令他率军回师南下。毛泽东见争取陈、徐共同北上无望后，于9月10日凌晨，率中直机关与红一方面军建制的第三军团和红军大学，向林彪、聂荣臻的第一军团所在地俄界出发。与此同时，叶剑英于陈、徐熟睡之际，取出全军唯一的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军用地图，走出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并叫醒红三军的另一部分干部战士回归一方面军。待陈、徐天亮起床，发现叶剑英与军用地图不见了，中央红军连夜出走，还对红四方面军放了警戒哨。陈、徐突遇此事，很受刺激，半晌说不出话来。四方面军将领打电话请示陈昌浩打不打？徐向前回忆此事说：“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这样的一个陈昌浩，怎么可能有加害毛泽东之心呢？

第三，陈昌浩是否应该对西路军失败负责？

这个问题延安时期有“定论”，在80年代以前是禁忌话题。1982年，原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兵败祁连分兵石窝后的西路军工委军事指挥员、国家主席李先念，受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组织班子花了近一年时间，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后，于1983年2月25日完成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的几个问题的说明》，从历史的全局与河西走廊的地理条件以及敌我双方的优劣势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大型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对50多年前西路军的战史，从任务、战场主动权等方面，作了系统的描述与概括。政治的禁区已冲破，历史的迷雾渐渐消散，现在应该可以实事求是地回答这个问题了。

西路军的失败并非陈昌浩执行“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张闻天在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说：“什么叫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1991年修订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注释是：“（1936年）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已）过（黄）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正视历史，事实是，西路军不是什么“国焘路线的牺牲品”，而是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为了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最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英勇地作出了自我牺牲。它的赫赫功勋应当永垂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