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躯体是残缺的，蜷缩在社会最荒无人烟的角落；他们身上永远烙着常人悚然的溃烂皮肤。他们是20世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眼中的“上帝弃儿”。

他们是麻风病人。每年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是“世界防治麻风病日”，也叫“国际麻风节”。今年的主题是“消除麻风歧视，共建和谐社会”。

50多年过去了，曾经列为发病人数全国第一的广东对麻风病防治取得显著成效。然而，目前各地麻风院(村)收容的3303名康复者中，Ⅱ级以上畸残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的有2658人，麻风病人康复工作依然艰巨。

麻风病人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真实生活状态之中？本报记者在广东深山中寻到一条已存在近半个世纪的“麻风村”，为苦痛作原生态的描绘，记录他们对命运仅剩的一点期望。

在车流并不多的广州到湛江的325国道上，“雷打石医院”的招牌极容易一晃而过。循着路牌拐入一条掩在树草丛中的小路，不远处就是医院，这里前不着村后不挨店。

本报记者要探访的麻风村是真正的与世隔绝——在医院背后蜿蜒数里的山路深处，至今仍有40多名麻风病康复病人“躲”在那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躲开一切外界。

最短的也在这里生活了28年

虽已恢复健康 但一生都笼罩在麻风病的阴影之下

真正意义上的“麻风村”实际上是医院的康复区，村中所有村民的户口都落在雷打石医院。1958年，专门防治麻风病的雷打石医院成立，村子也就跟着成立了，村民就是雷打石医院的病人。

村子里现在还有42个人，最迟进来的一位远在1979年。“从那以后，就没有新人进村了。”1988年从另一座麻风病医院转到这里来的杨瑞生医生记得，“我来的时候，村子里有60多个人。后来有的离开了村，有的离开了人世。”

留下来的村民中，年龄最大的近90岁，大部分都年过花甲，最小的也有40多岁，每个村民都在这里生活了28年以上。1999年前后，最后一位病人经过治疗而康复。这意味着，目前在村子里的人都不再是“危险”的。

问题是，他们要继续忍受麻风病带来的残疾，并一生都笼罩在麻风病的阴影之下。

他们居住的村庄，是附近人们喜欢议论的“麻风村”，人们不会与他们来往，他们也自觉地躲开外界。就像福柯在他的《疯癫与文明》中写道：“这些地方已不再流行疾病，但却荒无人烟。”

“你们不怕吗？真的敢进去？”当记者在路口的医院里和杨瑞生交谈时，他非常认真地问。“以前来的人，在这里坐坐就走了，没有人愿意上去。”在听到记者迅速给了肯定答案后，这位在雷打石医院工作了30年的医生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

进村的路修得平坦而笔直，两边的树木整齐而有生气，树叶在风的抚摸下发出轻轻的“簌簌”声。树木掩映之下，一幢白色小楼的影子逐渐显现出来。

42个病人只有少数手脚健全

疾病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而又残忍的痕迹

现实中的“麻风村”没有丝毫人们想象般阴森和灰暗，在午后的阳光中灿烂而整洁。入村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幢白色二层小楼。村民每人一个房间，大概10多个平方米，里面放着床、柜子等简单的家具。二楼有村民自己种着的几盆“圣诞红”，艳丽的红色和静穆的白色互相映衬，很是抢眼。

小楼正对着一幢红色小楼，同样是二层，这是村民们的“村委会”所在。一层是一个很大的“活动室”，零散地摆着几张小凳子，中间放着一台全村公用的电视机。门两边都贴着对联，门上还贴着“福”字。穿过活动室，就到了村中央最开阔的院子。院子里种着几棵“大树菠萝”，有一棵是在建院的时候种下的，迄今已有四十多年树龄。

记者入村时，村民们有的在吃饭，有的坐在院子里聊天，还有的在打扫卫生。他们每天的生活简单至极——吃饭、看电视、聊天、睡觉。由于没有事先通知，记者的到来引起了村民的注视，他们很快地围了上来，有的老人拄着拐杖一直跟在记者后面。

他们平时基本上谁也不会出村，尽管从没有谁会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躲了几十年，怕惯了，你让他们出去都不会出去。再说很多人都行动不便，怎么出去呢？”杨瑞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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