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鹏：后来我是半夜秘密的到他家里去，去看他，看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这样坐在那发呆，我一去以后，他也害怕，不知道我去斗他还是干吗，因为那个时候人已经互相都不能讲话了，在单位里谁看见了就当没看见一样，你要跟他打招呼不可以，那还得了，所以我是秘密的晚上，骑着脚踏车，大概到了晚上两点钟了，是很远，看到周围没有人，偷偷到他家里去，去做他工作，我说你放心，你跟周扬没有关系，我曹鹏知道，他确实没有关系，他跟周扬完全不搭杠，连电话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可以说你是周扬派下来的，你是黑线下的人物，我们也不是自己发明的，我到苏联留学也是通过国家考试去的，也不是我个人自己偷去的，我说你放心，我会讲话的，其实我也没用，但是对他是一些安慰，他觉得曹鹏是讲真话的，有这么一个人讲真话，但是到最后他还是不行，虽然解放了，但是他心里一直压抑在那里。

解说：文革时期的上海交响乐团内部分为两派，其中被称为“造反派”的是“保黄派”，即保护黄贻钧，保护业务骨干。造反派的组成人员也大多都是乐团的首席、主要业务骨干，他们表面上在批判黄贻钧，实际上在暗中偷偷保护他，让他不至于遭受太大伤害。那段时间，无法再参加演出的黄贻钧在乐团门口一边看守自行车，一边倾听乐团的演奏

黄蕾：以前有一个老交响乐团的，就是吹圆号的，然后呢，我们大家都认识，有一次他跟我提起我爷爷，说那时候爷爷在音乐厅门口看管自行车，然后他们在排练，他在里面，他有一个音老是吹不到，吹不准，吹不到那个音，他就出来了，就是排练结束大家散伙，然后爷爷就说你过来，他说我告诉你，你什么什么指法，你试试看，然后那位演奏员回去试，就是很对的，他就吹出来了。其实他很注意乐团那些演奏员什么的，这种演奏啊，怎么样的，他很关心的就是那种。

解说：文革十年的中国音乐界，只有一种音乐，那就是样板戏。中国的音乐家要为他们手中的乐器找一条出路，他们就要演奏样板戏。在没有贝多芬，没有勃拉姆斯的年代，钢琴家殷承宗为了给钢琴找到一条出路，在钢琴已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玩意而打入了冷宫的年代，奋不顾身，在天安门广场演奏《红灯记》，借着样板戏的火热之光使钢琴从黑变红。而上海交响乐团与其他艺术团体一样也只能顺应大势，他们排演了《智取威虎山》，并且一演就是十年。

郑德仁：我们团里面也是算运气好的，人家文化大革命整个团都解放掉了，我们团变样板团，我们搞了个样板戏，样板戏四人帮就注意了，把我们归为样板团，一进去待遇就高了，后来我们到北京去审查，是智取威虎山的交响乐，到北京去了八个月，就在宾馆里面，招待得很好，生活得非常好，每天都是好吃好用，等江青来审查，等了八个月，江青来听了，江青还有周总理好像也来了，张春桥，四人帮，四人帮来听，同意，批准。

解说：1975年，上海交响乐团在指挥曹鹏的带领下赴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访问演出。他们带去了白毛女、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梁祝等京剧、民乐选段，澳大利亚的观众之前都不知道中国还有文艺，乐团的演出引起轰动。但当时中国依然存在的政治气压，也使乐团此次出国演出的经历颇具时代特色。

张曦伦：到澳大利亚去的时候，我们审查得很严，一次一次的审查，开始工宣队审查，审查政治审查了以后这些人不能去，后来集训，集训后来我的一个老师很好得到最后回到交响乐团，坐在一个房间来等着，如果今天早上没有人找你你就可以去了，叫一个人去他就没得去，就是他去不成，政审和这种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当时第一次出国门的时候是没有自由的，我们是编好的两人一组，两个人永远不能离开，两个人就是坐汽车安排好，你出去的话，你就是两个人坐一个椅子，你上厕所，你一个人上一个人必须得一起进去，不能一个人单独行动的，到了外国以后，马路上不能自由，到香港的话，基本上是住在新华社的话，你只能是汽车开到剧场，你们把铁门拉起来你们演出，演出到那边，所以马路上不能出去。

解说：驻澳大利亚的中国大使馆官员带乐队成员们去参观澳洲农场，当地农民的生活状态也让团员们感到不可思议。

张曦伦：因为我们去澳大利亚，他们也叫我们参观工人的家庭，他们都是小洋房，一层楼两层楼，那么和当时国内的宣传有点差距了，不是外面都是水深火热之中吗？

张曦伦：那时候我们都不敢讲啊，回来都不敢介绍啊，介绍还得了，你们接受那个资产阶级思想，所以都不敢讲，谁都不讲，但是回来以后呢，要洗脑子，不管怎么说，你是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去了，你是接受了这种侵蚀，所以我们全团，在乡下待三个月，住在农村，跟他们劳动，每天要开会，那个年代就是这么个年代，现在想想都很好笑，左的出奇就是这样。

解说：1976年，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最终落下帷幕，文化工作逐渐走向正轨，当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员们再次翻开十年不曾翻起的乐谱，演奏起这些10年不曾碰过的曲目，竟有些手生了。

陈慧尔：生的，完全不用了，因为我这个位置坐在首席旁边那个副首席位置，我坐了大概有1961年到1989年，28年，差不多是28年，那个时候哎呀一拉怎么不对头了，好久没接触那个。

曹鹏：一个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一个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都拉不来了一开始，不对了就是说，这么简单，现在根本不要练的这样作品，一次就会对的，那个都不对了就是说。

解说：毕竟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员们都是学习西洋乐出身，功底深厚，恢复水平只是时间问题。1978年10月，黄贻钧恢复团长一职，那时改革开放尚未起步，乐团经营生存非常艰难，但黄贻钧带领乐团坚持演奏交响乐，乐团成员都称他为“维持会长”。

张曦伦：一直到后来让他就是可以指挥了，他还是一种就叫惊弓之鸟的感觉，我记得有一天他在指挥，突然发现有什么，他马上从台上跳下来。

曹鹏：，一开始还不敢，不知道要不要挨批判，是不是又要来文化大革命，因为不是说，毛泽东不是讲，八年十年都要来一次，所以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是担心的，黄贻钧偷偷的跟我讲过，他，北京开完会，回来，我说现在好了，也不让贴大字报了，宣布以后不搞运动了，他说曹鹏啊，你，我们呢，他说我呢，是看不见了，但是你还是要注意一点好，我想老人言我还是注意一点好，所以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还是有看法的，不能够完全好像真的就不搞了，谁知道什么时候会搞，那现在当然看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