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尔：我在家里练琴，附中的，我家里那时候是衡山路二号，附中的红卫兵冲上来，冲到我楼上，你在练什么东西，我那时候正在练长征交响乐什么，今天毛主席语录学过没有，我说学过了，学什么，纪念白求恩啊，以后每天要学，13岁的小姑娘，小男孩，来教训我，还蛮好玩的，现在他们回想很惭愧觉得，小孩子啊。

解说：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文艺界变成了大染缸，属于“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朱践耳的作曲创作团队也加入了几位业余的工人，参与作词作曲，俗称“掺沙子”，就是把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组合起来。而他们的创作任务主要是写语录歌。由于最高指示不能过夜，他们经常会全团行动，通宵谱曲、配乐器、录音。

朱践耳：我还写过一个最最不可思议的，报社，来人了，那时候你还记得吗？珍宝岛跟苏联有一个冲突，那个时候，有一个社论，他搞了社论里面一段，这段，要我们谱曲，我看那个怎么谱曲那个时候，完全政论性的，你看多长的句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怎么怎么的，一个主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主词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他就可以了，中国人民才四个字，几十个字是一个主语，谓语还没有呢，干什么没有，不可战胜的什么什么，就这样的谱曲，没办法，硬着头皮，我印象很深，就找到我谱啊，这都是很荒唐的一个例子。

解说：而作为1967年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如今在乐团担任多年小提琴首席的张曦伦，那时却面临更为尴尬与苦闷的局面。

张曦伦：我是67年毕业的，这个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其实文化大革命准确来讲叫大革文化命，它把人类的文明和文化都革掉了，我这个时候毕业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命运很差的，因为我这个时候，毕业的时候正好分配的时候还在文革的时候，我毕业鉴定有个叫犯严重政治错误。

解说：那时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有一半人都会有政治方面的问题，但这条毕业鉴定也足以使一位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无法找到接收单位。从毕业到最终加入上海交响乐团，张曦伦度过了漫长的三年，在这期间，他一次次被某个文艺团体相中，又一次次在单位看到他的毕业鉴定后遭到拒绝。

张曦伦：然后到分配的时候就有一个比较良心好的工宣队一直帮我打听，杭州歌舞团很高兴，都不可能，看了我的简历不行，后来上海也不行，因为文革当中政治错误是很厉害的，然后最后一个希望是马鞍山歌舞团，非常高兴，也不行，看了以后，但是命运很奇怪，就是这个时候，所以说我是和交响乐团的缘分是和曹鹏先生开始的，这个时候曹鹏先生是交响乐团的主管，他不认得我，但是他知道我业务很好，他就要我了，我根本想象不到，怎么可能一个文工团不要我，上海交响乐团要我呢，后来真是要我了，所以我到现在都非常感谢他。

解说：张曦伦的伯乐是当时担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的曹鹏，他从小参加革命，1944年在解放区文工团进行文艺演出，1949年随军进入上海。1966年接替黄贻钧担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一职。然而即便是如此根正苗红的政治背景，他依然过着一边工作、一边被批斗的生活。

曹鹏：因为是上海人，所以他要抓一些，他发现上海交响乐团，因为交响乐团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单位，业务水平各方面都好，所以你要搞的话，像中央乐团一样也要在上海抓一个点，所以把我们调到北京，因为指挥都打倒了，那么他们非用我不行，所以我是一面批一面用，一面批一面用，今天指挥完了以后下来批判，完了以后明天又上去指挥，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好在我自己很小就参加革命，我也不怕什么，他们也弄不倒什么，虽然一直想搞，到我的家乡调查好几次，后来被我家里的一些邻居都赶出来，调查的工宣队，说曹鹏从小就是抗日参加革命搞地下工作，你们现在还来搞他，后来我回去，家里都告诉我，所以他们没有搞到什么。当然是，我们也只能，就是只能搞京戏了，所以后来就搞了智取威虎山，到北京。

文化大革命时 多位艺术家成为被批的对象

周瑛琦：20世纪70年代初的上海交响乐团排练厅外，过路的人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幅场景，在一排自行车旁的台阶上，坐着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每人拿着一本英文书，在那看。他们身后的排练厅内会传来乐团演奏的乐曲声，两个老人有时会放下书本，侧耳倾听，时而欣慰、时而皱眉。人们常常会疑问，为何交响乐团门口看自行车的老人，都这么有文化？那是因为，这两位老人中的一位就是是乐团的前任团长，黄贻钧。

解说：在1950年10月的兰心大戏院，作为1935年第一批加入上海交响乐团的中国音乐家，黄贻钧指挥了音乐会上半场的三首中国曲目，这是他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指挥家首次登台演出，之后他担任了上海交响乐团的团长。在音乐界，黄贻钧被誉为中国第一代指挥、中国交响乐奠基人之一。也正是黄贻钧所处的位置，使他成为文化大革命矛头瞄准的对象。

曹鹏：文化大革命就是把人与人的尊重关系破坏了，人都变牛马了，都要夹着尾巴做人，现在总算不要夹尾巴了，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要夹着尾巴做人，所以黄贻钧先生他是上海第一个，被文化大革命给登报的反动学术权威，所以非常，打击是非常严重的，你想一个知识分子受不了，他是文化大革命不久以后，他就准备自杀。

解说：突如其来的批斗让黄贻钧措手不及，被撤掉团长一职，无法继续参与演出，而且人身自由全被剥夺，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尊严被一扫而空。1967年的一个傍晚，黄贻钧的侄子在上海交响乐团的门口悄悄拦下曹鹏，向其透露黄贻钧精神不太正常，有自杀倾向，请求曹鹏能劝一劝伯父。当天夜里，曹鹏就偷偷潜入黄贻钧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