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门罕战争研究所所长抗战史专家徐占江）：飞机、战机、在坦克、装甲这些重兵器上，包括重炮，他也不是苏联的对手，他的比例，几乎就是六比一，五比一，七比一，甚至十比一。

但在没有做好最后进攻的充足准备以前，朱可夫只能立足于和日军打拉锯战。而苏蒙联军的步兵质量是远不如日军步兵，所以只能节节败退。虽然日军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这时候确实占了上风。

日本关东军的航空兵此时在上空也占了上风，他们曾将苏联的一个航空大队几乎全歼，但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

朱可夫从莫斯科调来了四十八名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飞行员，他们认为，前期作战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长机和僚机不能配合，基本上是单独行动。于是提出了伊-15和伊-16战机配合的作战方案。和粗壮的外表相反，苏联人的空军战术非常柔软，不会硬碰硬。

而日本陆军航空兵也像陆军一样，喜欢拼刺刀，用飞机拼刺刀。这种观念和技术上的差距使得6月22日以后诺门罕的上空成了苏联人的天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机械化的立体战争。

日军发起的细菌战 等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诺门罕战争研究所所长抗战史专家徐占江）：日本关东军投入了机械化的、坦克部队、装甲部队，甚至把731细菌部队也调到了战场上，进行了细菌战。

关东军司令部从战争一开始，就指示石井部队（即七三一部队）拟定在诺门罕地区的细菌战计划。7月13日，石井部队的碇常少佐带领二十二名敢死队员，将二十二点五公斤伤寒、霍乱、鼠疫、鼻疽等细菌撒入哈拉哈河中，向苏蒙军展开细菌战。

但由于苏蒙联军的饮用水来自后方铺设的输水管，所幸没有大的伤亡；而日军虽三令五申不准饮用河水，但还是有不少士兵因为极度干渴而偷喝河水，成为细菌战的牺牲品。

据战后日本关东军军医部统计，整个作战期间前线共有1173人因病因不明死亡，七三一部队的军医和敢死队员，被细菌传染而亡命的也超过了四十人，关东军这次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但各方受阻的关东军并不服气，7月6号，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布了编成炮兵团的命令。关东军在诺门罕调集了八十二门75口径以上的大炮，炮弹是5个基数。准备打三天。

日本陆军训练精良，但炮兵的训练很可疑，由于日本国内缺乏训练场地，日军炮兵没有一万米以上的射击经验，而苏联炮兵已经用一万米以上射程打了一个多月了。

不过，炮兵团并没有立即出手，日军还是以夜袭肉搏屡屡出击。7月7号，23师团第72旅团组成夜袭分队，成功占领对岸苏军阵地，但次日凌晨遭到苏军坦克和装甲车群反扑，没有装甲战车和重炮支持的日本步兵很快又被赶了回去。此后，朱可夫一面构筑河岸工事反击登陆，一面安静地等待后方援兵的到来。

7月15号，苏蒙联军已经秘密着手组织反攻，把第57特别军改编为第1集团军，朱可夫任集团军司令，所属部队包括两个师、一个装甲坦克旅、一个摩托师和三个摩托装甲旅，还配备了一个空降兵旅。

7月18号，应召去东京的关东军矶谷参谋长和参谋本部的中岛次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参谋本部不希望在此时引发日苏全面战争，而如果从中国内地抽师团回来打，又担心国共军队也会掺和其中，一起赶到满洲来搞"观光旅游＂，所以坚决不许再增兵，不许过哈拉哈河。

矶谷虽然是一万个不满意，也还是只好把参谋本部的解决意见带了回来。但主任参谋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要拘束关东军，起码要有正式命令，就这样上下嘴皮一动，就想指挥关东军了？司令部又一次把大本营的意见抛诸脑后，决定孤注一掷，再搏一把。

7月23号早上六点半，日军先由航空兵对苏军炮兵阵地进行轰炸，然后日本重炮开始炮击。这三个小时是日本人打得最奢侈的了。五个基数大约一万发炮弹全打掉了。

辻政信回忆说，步兵的欢呼声未落，敌人炮兵的还击开始了，我们打了一万发，敌人那天还了我们三万发，步兵刚刚开始进击，就遭到了从未有过的猛烈炮击。

苏蒙联军在哈拉哈河西岸高台上的重炮数量是九十二门，东岸还有各种炮一百七十二门，居高临下。最重要的是，苏军的炮弹无限量，日军一个基数的炮弹，苏军不用两分钟就能打完。

第64联队第三大队长金井冢勇吉少佐的手记是这样记载的，敌军炮兵的有效射程在三万米左右，能够从哈拉哈河左岸地区向我炮兵阵地进行有效射击。而我炮兵的射程只有一万五千米左右，炮弹无法命中敌炮兵阵地，在中间就掉了下来。所以用望远镜很清楚地就可以看到，敌人炮兵阵地上炮兵在操炮时甚至光着膀子，没有任何掩护。

（抗战史专家武林童）：所以在诺门罕战役当中，这个日本人可以说在从低处往高处在进攻，而当时苏军这个火力配备完全都是在高台上往下面去打。

8月1号开始一直到8号，日军的三十多个阵地从南到北都受到了苏蒙联军的同一模式的攻击，轰炸机，重炮，然后是坦克装甲车掩护的步兵冲锋。时间持续不长，有几次几乎都可以说刚刚接触就立即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