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这一大清洗也推广到了紧跟苏联的蒙古。1924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乔巴山就确立亲苏联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允许苏联驻军。

1936年3月16日，双方签订《蒙苏互助协议书》，规定，如果一方受到武力攻击时，另一方要予以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支持。

作为苏联模式的应用之一，乔巴山在人民革命党内部也展开了整肃和清洗，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根登、军政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德米德等一批党政要员受到波及，多名骑兵师长及一些高级军官也被处决。

这样的消息让日本人非常高兴，苏蒙军队看上去已经"内耗殆尽"了，这让不可一世的关东军立马找到了北。

1936年 日本召开五相会议 制定北攻 南进的策略

早在1936年8月，日本召开五相会议，就制定了北攻苏联，南下南洋群岛的《国策基准》。

（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它所谓北进、南进两个策略，北进就是以关东军为主向北方前进，能抢占中东铁路，然后把军力延伸到贝加尔湖一带，然后南进的话，就是日本海军，它希望往南，夺取重要的资源。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日本拉拢了德国，11月25日，双方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议》。之后，德国先后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正虎视眈眈陈兵波兰边境。

但是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战的全面爆发，给日本炙手可热的"北进"计划泼上了一盆冷水。

日本人担心在中国战场上越陷越深，军队内部的谨慎派认为，战线拉得太开，兵力分得太散，如果苏联乘机进攻怎么办？扩大派则说，既然苏联"肃反"已经内耗到了这个程度，何不在"苏满边境""火力侦察"一下？

1938年7月31日，日本驻朝鲜军十九师团1600多人突然占领了满蒙边境的张鼓峰。

（诺门罕战争研究所所长抗战史专家徐占江）：它打这个战争，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进攻苏联，时刻想跟苏联较量较量。在1904年日俄战争的时候，它把当时号称非常强大的俄国的军队给打败了，所以它就觉得日本军队是至高无上的，是战无不胜的，任何军队都不是它的对手，所以它认为苏联红军还是当年的沙俄军队，不堪一击。

没想到，苏军立刻还以颜色。自8月6日起，出动了237门大炮，285辆坦克和250架飞机，密集的炮火让日本人抬不起头来。

1938年，苏联的战车总数已经超过了一万辆，而日本的坦克装甲车总数大约只在500辆左右。日本的八九式，九七式坦克装备一门57mm炮和两门7.7mm机枪，57mm炮的破坏力只有苏联坦克装备的47mm炮的65%左右。苏联BT型坦克的车重对引擎马力比为每吨32马力，而日本的九五式只有17马力。和苏联T34坦克相比，日军的坦克好象是一只活动的铁皮棺材。根据叛逃的留希科夫计算，日本要进攻苏联起码需要四千辆坦克。

但胆大妄为的辻政信不这么认为，他坚定地信仰武士道，推崇"精神胜利法"：只要有不怕死的精神，敌人的坦克不算什么。在当时的日本军人中，辻政信的认识很有代表性。

（诺门罕战争研究所所长抗战史专家徐占江）：本来张鼓峰事件，作为日本参谋本部来讲，陆军省来讲是不同意它挑起这场的，但是后来打起来了没办法，最后很快就结束了这场战争，但是日本关东军它并不是认为自己不行，反而认为，自己还是比苏联红军要厉害。

张鼓峰一战的失败，在辻政信看来，只能说明一件事：朝鲜军无能。如果换成精锐的关东军，不要说一个张鼓峰，十个张鼓峰都能拿下。于是，辻政信在军用地图上仔细查看，他在寻找第二个"张鼓峰"。

（诺门罕居民王玉宝）：我是在这个诺门罕长大的，后来就是我这是，从这个，想听诺门罕战争，参加过诺门罕战争的那些老人，现在基本上都不在了，都是八九十岁了，我年轻的时候就跟他们唠，完了我就听到的。

黄海波：1935年7月，一位神秘人物来到了哈拉哈河岸，他就是受日本陆军最宠爱的北进计划的执行人，大间谍寺田利光。他潜入蒙古，对边境沿线地区进行了一番观察纪录，并拍下影像绘制成图后悄然消失了。两年后，辻政信再次潜入诺门罕地区进行侦察。当时，日本关东军主张，伪满洲国与外蒙的边境应该是哈拉哈河，但外蒙却主张边境在哈拉哈河以东约二十公里的地方，那个唯恐天下不乱的辻政信听闻外蒙边防军和伪满军队经常爆发边境冲突和摩擦，暗自窃喜，这也正是他为什么选择在这里挑战苏军的原因。

1939年4月2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签发了《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纲要》说，各部队在执行边境侦察、巡逻任务时，为达到目的，可攻入苏联境内，在国境线不明确地区，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定规最终国界线。

关东军司令部的意图很明显，日军通过不断挑衅肯定能挑起苏军还手，造成战争升级，最终实现东京大本营的"八号作战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