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悲情导致对外猜度 向外学习往往被指为“汉奸”
邱震海：在所有这些过程当中，除了发展阶段以及我们自身、本身的历史文化原因之外，有没有一些我们在体制或者在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周瑞金：这个是第三个原因，你看历史上我们提倡向外国学习，借鉴外国的东西，往往被人家骂成汉奸，比如从最早的一代洋务派开始，一直到“康梁”，康有为、梁启超这种维新派，一直到现在为止有一些人如果强调向国外学习，都比较容易要顶上汉奸的罪名，这就是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积淀下来的东西。
建国头30年塑造“政治人”
周瑞金：再一个我觉得从体制的原因，第三个原因是我们体制的原因，我们体制原因，最突出的表现我们建国以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头30年因为明年是60年，我们头30年是把全国的人民塑造成政治人，什么东西都从政治看问题，一切用斗争来观察问题。
周瑞金：这样造成习惯往往是斗争的意识超前，总是以别有用心来猜度人家的种种言行，就是像杜平先生在文章里面说到的，所以我们长期以来这种体制虽然经过了30年改革开放，正在转变正在变化，但是这一种遗留下来的体制上的因素，以政治的灌输，政治的施教来代替这种功名的教育，以思想的灌输代替信息的公开化，这种做法带来的影响是表现在今天。
周瑞金：我们当前体制的弱端，就在政治体制方面，特别在社会体制全能主义的政府，这样子一种体制的弊端，造成我们一出现问题以后，为政治也好，到一般的民众，往往从我刚刚上面讲到的从传统的政治思维出发来观察问题。
周瑞金：这个就表现在奥运会，像西藏问题，一直到最近的公安事件等等，都表现出来了。
国民心态须重视常理、常道
邱震海：从今年上半年奥运火炬传递和西藏风波应该说是08年除了自然灾害之外，中国国民在跟外界的价值观等等在碰撞方面遇到的第一个心灵上的冲击，你怎么看在这心灵冲击当中，当然东西双方各有自己所思考的空间，首先我们来聚焦中国国民方面，在中国国民心态方面您觉得有哪些是需要反躬自问的。
杜平：确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的国民心态更多应该讲平常心，更多的要讲尊重常理、常道，要讲commonsense，有时候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对常理、常道的重视还是不很够的，就是主观意识和一些其他的政治因素在过多的主导着人们观察分析和思考外界的方向。
杜平：刚才周先生讲的很好，我觉得现在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一是说中国人的心态还没有走出历史的伤疤，就是历史的伤痛还没有走出来。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对公民的教育主要是过多侧重于对历史教育，而不是通过现实来教育国民，这个可能是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
应肯定年轻人纯真爱国热情
邱震海：西藏风波然后火炬传递，之后是5·12大地震，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整个的中国跟西方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双方非常情绪的，然后到5·12大地震在一种不经意当中似乎双方在人道主义基础上有所缓和，现在应该说进入了第三阶段，当我们面临北京奥运只有30天的时候，重新面临一个思维上的互相冲突，你怎么看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国民有一些所谓反躬自问的地方。
杜平：我觉得首先要肯定就是像在拉萨事件以后，中国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表现确实是纯真坚定的爱国主义，我始终认为中国不存在那种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其实是没有，不能跟极端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
杜平：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讲到这一点，就是说西方人为什么不怕中国政府而是害怕中国网民这个问题，我的这个观察很多人非常赞同，因为民众在这个特殊时刻的良好表现也正好说明就是为什么言路畅通，信息透明化的重要性。
因为平时如果说言路比较畅通的话，信息比较透明的话，让大家都能够发表意见，畅所欲言，不是堵塞，不是压抑而是让国民比较沉稳的、比较成熟的看待一些问题，理性，冷静，情绪化的言论会更少一些，情绪化的行为也会很少一些。
情绪泄洪正负效应皆有
杜平：我觉得从政府方面就应该是让这些情绪在平常的时候就慢慢的释放出来，而不是说积累到某一个特殊的时刻，就像泄洪一样，排山倒海。在拉萨事件以后我觉得有一种泄洪的作用，因为有一种长期积累下来的很多的情绪，包括对西方的一些认识，包括一些误解和国内一些现状的不满，这整个情绪是一下子激发出来以后，使得中国政府实际上在面对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有喜，一方面有忧。
杜平：喜的是中国国民确实表现出来的强烈爱国主义情绪，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这样的情绪不能够很好的引导，不能够很好对社会有贡献的话，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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