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中国人民精神上母亲一样的人物_卫视频道

何香凝:中国人民精神上母亲一样的人物

2009年08月27日 16:01 【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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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009年8月22日，“何香凝艺术精品展”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正式拉开了帷幕。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精选出38幅馆藏的何香凝女士书画作品及10张生活照片，陈布在纪念馆的中山画廊内。这是何香凝美术馆第一次赴中国台湾策展，也将让更多的台湾同胞了解到何香凝和她的艺术。但若只用“艺术家”一词来描述何香凝老人，似乎欠缺的太多了。作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廖仲恺的妻子，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用她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为中国的近现代史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为了缅怀这位伟大的革命老人和杰出的艺术家，1997年，这座国家级的何香凝美术馆在深圳落成。这也是中国内地第一个以私人姓名而命名的美术馆。

张颐武：何先生这个人物她的代表性其实是一个传奇性的，有极大的传奇性，1961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来到65年担任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她的社会政治地位是很高的，同时她又是中国美协的主席，就是中国美术家的一个领军的人物，就是她这些社会身份给了她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然后，但是她同时又是一个很耐心的、认真的艺术的创作者，甚至以职业的心态来进行艺术创作。所以这种多重的身份使得何先生她这个人物的这种丰满性，这种多面性，让我们大家能够非常好的回味，来见证二十世纪的历史。

1878年夏，在香港繁华地段的一座豪华大宅里，大地产商何载的第九个孩子降生了，这就是“九小姐”何香凝。她的母亲陈氏曾是一户有钱人家的女佣，因为常到何家的铺子里买些日用杂货而同何载逐渐相知，结成姻缘。然而，因为出身卑微又没有缠足，何载的父母一气之下又娶了个“小脚”儿媳妇，将陈氏退位为妾。

张颐武：那种大家族的文化，我们有好多过去，你会发现中国的电影电视在现代文学里面，有大量的都是表现大家族里面的那种微妙，复杂，生存的那种困难，

你看她父亲在香港做生意，可以不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一个大脚给带回来。

张颐武：对，娶进来，就我自己作主了。

这个就不得了，这个女孩也居然可以跟着这个男孩就这样进这个公婆家。

张颐武：我就来了，怎么着。

张颐武：所以她母亲就会感受到一个大家族里面的那种压力，而且特别希望这个女儿将来有好发展，在传统社会这种序列里面有好的发展，这个对母亲来说，其实是个很单纯的、一个好的、善良的愿望。

王鲁湘：就女儿以后能嫁出去。

张颐武：将来能嫁出去，有个好人家，将来能生活好，这个是她的一个想法，因为她自己就是由于这个，甚至大脚对她来说也是一个问题，但是何香凝还是有她自主强烈的性格，这方面我觉得她倒也受到她母亲的影响，她其实性格也是蛮强烈的。

当时的中国，“三寸金莲”是几乎所有汉族妇女的审美标准和追求目标。于是，母亲在小香凝五六岁时就开始为她实施裹脚的“足刑”。无奈，个性倔强的九小姐偏是不要忍受这种痛苦，一次次地在夜里剪断布条。经过几十回合的斗争，父亲终于长叹“由她去吧”，何香凝便就此不再缠足。转眼间，年方19的何香凝已经亭亭玉立、气质非凡，那年的10月底，她与美国归侨廖仲恺在广州结婚了。

张颐武：因为美国大家都知道在十九世纪的后期，这个华人在美国是非常受到歧视的，当时排华很厉害，华人一方面是修铁路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其实是很受压抑的，廖家其实就在美国的生活里面充分感受到小脚女人在社会上受到的这种歧视，就觉得中国人的耻辱。

王鲁湘：西方人觉得这是个怪物。

张颐武：对，觉得你很离谱的一个事情，这个对他们家庭家族的影响其实非常大，所以他的家庭也是在西方接受现代的思想，所以就一定要求，要找一个大脚的女人。

王鲁湘：天足女人。

张颐武：天足女人，这个事情其实真是一个天作之合可以说，因为那个时候在传统的中国的社会里面，小脚是正统，大脚反而是一种离经叛道的。

王鲁湘：特别是对有身份的人家。

张颐武：一个中等以上的人家的话，那这个大脚简直就是一个非常，也是个耻辱。这边是个耻辱，这是一个互相矛盾的事，所以正好这种社会的反差，造成了一个所谓“天足缘”他们两个。

王鲁湘：对，对，对，天足缘。所以这样廖家就满世界寻找一个天足媳妇，那么这边正好也愁这个大脚嫁不出去，何大脚怎么办。

张颐武：所以这个我觉得十九世纪末中西文化冲突冲撞的过程中间，这种文化错位其实是让这两个人结合的一个文化价值观的基础。

一位香港的富商之女，匹配旅美华侨之子，可谓门当户对。廖仲恺1877年出生在美国的旧金山，童年时就被父亲送进当地的私塾学习中文。16岁那年，父亲病逝，廖仲恺陪母亲一起回到了祖国。然而何香凝没有想到，这位丈夫竟然还没有自己个高。

张颐武：她当时就觉得这个廖仲恺，他不是那种我们传统讲一表人才，魁梧高大，堂堂正正，他觉得这个反而是矮小的，

王鲁湘：所以两个人又没有经过恋爱，互相之间不了解，这个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后就是进了洞房，结婚以后，其实经济上还是比较困难的，就是住在亲戚家里。

张颐武：亲戚家里边，叔叔又不给他经济上的支持，所以他们那个楼呢后来就叫双清楼，这个是传为一段佳话，这两个人琴瑟和鸣非常美好的一段经验。值得这个品位，这两个人的结合，就是属于这个先结婚后恋爱，而且一恋爱的话呢，马上就是很热恋，就是互相之间非常钦佩对方的人品，所以你看这个双清楼其实是在他们在蜜月时期的时候，两个人每天晚上在这个楼上诗词唱和，然后是何香凝的一个诗，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

张颐武：人月双清，两清其实是人和月，就是我们两个人其实是人是双清的，月也是清。就是这个既是一种精神上的承诺，这个清字其实是这两个人生命价值观的一个最集中的体现

四五年后，小夫妻离开了双清楼，他们以后数十年间的居处虽然换过不少，也华陋不一，但这个室名却始终未改。何香凝也因此给自己取号为“双清楼主”，并将作品归集命名为《双清诗画集》，廖仲恺也把自己的诗，题为《双清词草》。双清楼的名字渐渐地成了廖家的精神遗产，于是，包括廖承志先生在内的她的后人们，也被称为了“双清楼后人”。

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清政府屡屡签订的卖国条约，割地赔款接踵而至，民族灾难日益深重。此时，大批的青年人看到，腐朽的政府已无力回天，科举制度更是走上了穷途末路，他们无法满足于国内的教育。特别是相对开放的广东，出现了大规模的留洋、留学运动。在这种思潮的感召下，新婚后的廖仲恺就像是一个窗口，将社会上的时政要闻和先进思想源源不断地讲给何香凝听。这些交流大大地加深了她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认识。随即，廖何夫妇做下决定，去日本留学。

由于申请不到官费，他们留学日本的愿望被一拖再拖。廖仲恺父亲的遗产也几乎被在官场活动的兄长挥霍一空。走投无路的何香凝毅然决定，将平日里爱不释手的首饰、嫁妆变卖，换为了留学的费用。1903年初，廖仲恺何香凝相继踏进了日本学府的大门。

张颐武：就那时候大家都已经看到科举制度已经没有出路了，而且他们的家庭都是有国际背景的，有海外的经验，这个其实是中国年轻人寻找新的出路，新的道路、新的生活唯一的选择的，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因为到日本留学比较便宜，所以东渡日本大概是最主要的，你看鲁迅先生大家走的都是这样一个路子，

王鲁湘：当时候中国的一般的小康人家，如果想让子弟有一个新的出路，有出息就去日本，因为去欧美好像一般家里头底子厚一点才行。

张颐武：因为清政府是太腐败太无能了，而且中国社会太封闭，因为他一旦到了外边，他的整个知识结构有了改变以后，他的选择其实就会，完全不是像清朝政府当时想的那个战略，就是说出去以后他们学了新的知识来报效清朝，对，将来把这个社会也现代化，最后没有想到都是变成革命党了。

王鲁湘：统治者设想的是一切问题在体制内，然后渐进式的慢慢解决，但是年轻人已经受不了等不急了。

张颐武：留学生它其实是一个留学社会，它其实跟日本社会并不是完全同步融入到里面的，它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其实是，这个社群里面他自己互相来往，形成一种交流，互相影响，对，传播这个思想，他们其实在日本，它的背景还是在中国内地，它其实急切的要把中国的事情在日本这样一个环境下面说出来，表达出来，所以一下子他们最后就很快的就被革命的潮流吸引住。

1903年9月，廖何夫妇在参加一次留日学生集会时，意外地在会场上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这位中外闻名的革命家在会上发表了的动人的演说，鼓舞在场的青年志士要行动起来，拯救危难中的祖国。

张颐武：这个对他们两个人的生活好像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原来只是两个青年人，在自己有这种，有一点开放进步的意识，但是遇到孙先生以后，而且是何先生首先跟孙先生接触的，就是廖先生其实当时正好是回国，没有在。选择这条道路其实是何先生代廖先生作主的，我觉得看的从现在的历史材料来看的话，是何先生做了一个最后的决断

王鲁湘：对，对。然后孙先生这个时候就交给了他们夫妇，实际上是一个任务，就让他们两个在日本的留学生中间物色革命同志，发展组织，然后而且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只是学文，要时刻准备到时候进行武装斗争，然后你们要学会使枪。

张颐武：这个等于是明确的政治交代，而且要从事这种武装斗争的活动，

王鲁湘：对对对。

张颐武：这个其实对他们夫妇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精神上的冲击和改变

王鲁湘：两个人接下来就在留学生中间马上发展同志，然后就利用搞体育运动的机会，联络人啊，然后就是实际上是练习射击。

张颐武：对，对。其实干的都是从事武装斗争的基本训练，那个时候他其实通过这样一个网络，我觉得体育活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网络，然后通过这个网络就在留学生里面发展队伍，这个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经验，其实是。

王鲁湘：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一直认为廖仲恺在这个同盟会，或者是在这个国民党中间的这个元老中间，地位我们过去一直认为很可能就是仅次于孙先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事实上第一批加入同盟会的没有廖先生，何香凝先生是第一批同盟会会员，而且是第一个女会员。

那时，何香凝夫妇在东京的寓所便成了革命党人的通信联络站和聚会场所。往日被人伺候惯了的九小姐，也因保守行动机密的需要，而不得不辞退了家里的日本女佣，亲自担当起革命团体的后勤工作。大家亲切地叫她“奥巴桑”，意为管家婆。

张颐武：这次的留学其实是太重要的一个改变，她人生的很多目标都有了确定，原来何先生到日本是学这个师范的，就是一般的中国到日本都是学这个，人文学、师范的是比较多的，但是何先生在这个，这个中间，她开始后来，到1908年她就开始学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就是和一个日本的帝国画师，就是等于皇室的画师叫田中赖章开始学习这个日本画，然后到了后来09年就进入了一个日本的东京本乡的女子美术的专科学校，但是早年何先生就已经接触过美术，就喜欢这个，对，对对，也和比如说岭南画派当时著名的画家高剑父先生他们有过交友，但是这些都还是个业余的活动，那专业的训练是在日本，而且是以日本画作为基础的一个专业训练。

王鲁湘：等于在日本她完成了自己的这个两个人生选择，而且这两个人生选择成为她漫长一生中间的两个主要支点，一个是革命，一个是艺术。

张颐武：所以她跟那些早期的同盟会员革命党人都有非常深切的这种友谊和交流，所以她现存的何先生最早的一幅画就是她画了一幅给黄兴画的一副虎，那个是留下来传世最早的一副何香凝先生的作品。

张颐武：她早期的作品会发现，从日本画受的影响是很多，而且她的画风是很硬朗的，就是很强烈的，她的狮虎这些意像当然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些经常画的一些形象，但是她的画里面其实结合了日本画的很多风格，因为日本画，传统的日本画，其实跟传统中国画接近于我们，有点像我们工笔那样一种方法，但是跟我们的工笔画又不是一种类型，它吸收了一些西洋画光影立体的感受，有一些透视的感受，这样日本画形成的一套风格，她受日本画风格影响比较强烈，但是同时她主题主要就是狮虎，这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睡狮要觉醒，这个是爱国情怀的一种表现，中国要像狮要像虎一样的崛起，这个很强烈的这种意像，在何先生的画里面一直贯穿始终，何先生到晚年也还有狮虎的作品，但是这个作品比较少了，但是她寄予这个情怀，一直是寄予这种对中华民族崛起，对中国人人格的这种力量一个强烈的一种寄托。今天何香凝艺术精品跨越海峡，来到台北国父纪念馆。将要给大家呈现出的第一幅作品，就是何香凝先生迄今流存在世最早的一幅创造于1910年的虎图。

留学日本的那段日子，革命党人多亏有了“内务总管”何香凝。上下打点生活起居、千方百计混过警方的盘查不说，就连革命领袖的婚姻大事，也是在廖何夫妇的筹办、见证之下顺利完成的。1915年10月，48岁的孙中山与小他26岁的宋庆龄悄悄完婚。因为年龄相去甚远，这桩婚事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亲友的祝福，廖仲恺、何香凝便是少数几个为真爱撑腰的人。不仅如此，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广州总统府的时候，何香凝更是冒死三进三出永丰舰，为避难的孙中山传送信件、运送衣食。然而，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廖仲恺却也被诱骗到陈炯明的大本营囚禁起来。

张颐武：何先生那时候到处去活动到处去了解，然后那个时候当时还有一个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也来，她就要劫狱，她提出很激进的办法。

王鲁湘：对，对，对。何香凝先生好象是听了陈璧君的这个方案以后，就是坚决不同意，陈璧君也是很特别的女人，她不容商量，我来救你的丈夫，可是我这个方案你不能置疑。

张颐武：陈璧君一向就是非常强势的女人，甚至有些偏执的一个女性。

王鲁湘：何香凝说你这样一种很冒险的救法，人家那边是强大的，非常有武力的，军队武在那里层层护着，你如果到时候进不去，你们不但死了，廖先生也会死，大家都牺牲了，为什么这么冒险干什么呢？然后陈璧君就说了一句非常伤害何香凝人格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好像就是你宁可让孙先生死也不想让你丈夫廖仲凯死。

王鲁湘：这个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这个是对何香凝的极大的侮辱，所以这个何香凝当时候一怒之下站起来就啪就给了陈璧君一个耳光，陈璧君已经愣住了，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应，然后这个营救计划就不了了之，陈璧君也就当天回乡也就算了。

此时，廖仲恺已被囚禁了一个半月，防止夜长梦多，何香凝决定只身闯虎穴，独自到陈炯明的军事大本营进行谈判。面对这个刚毅的女子，又是国民党的革命元老，陈炯明只好放人。

张颐武：这个也说明何香凝先生她那种强烈的个性，和捍卫她这种价值和原则的坚定的这种力量。虽然是革命的同志，但是你这个说法其实已经超出了她的承受的底线了。对对对

王鲁湘：她这种硬朗，刚硬的人格是贯穿她一生，她的美术作品里其实也包含这种很硬朗的这种成分的。她画的松树应该是自成一格的，作为一个女性画家来说，她的松树都是笔直的栋梁之材，非常的苍劲，饱经风霜，

张颐武：而她画梅往往也是一笔到底，那个梅也是非常强劲有力，那个用笔非常强劲。

王鲁湘：对，你看她画的梅花的那个梅干像铁枝一样，梅干是非常瘦硬，包括画的兰花的时候，特别你看兰花像依附的那个石头也都是特别的刚硬。

张颐武：大家一般都认为中国的国画，或者传统中国画的女画家都是画一些花鸟这种题材比较多。而且用笔柔润，这样，温和，都是偏于柔媚一路，但是像何先生的画她是表现巾帼不让须眉这样非常强有力的性格，阳刚之气，这些题材其实都是中国传统里面最常见的，就是，特别是中国文人画传统里最常见的题材，但是她的画跟一般的技巧性的绘画是不太一样，她其实是以画明志，把这个志向讲得特别清楚。

王鲁湘：就是很重风骨，就说我们对中国画特别对文人画有一个评价，就是常常其实从她表现的人格上头来进行评价，那么她的画是特别重风骨的，这个跟她作为一个革命家其实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她的人格境界就在这表现，而且这个时候是处于逆境之中，需要砥砺自己的人格和情操，那么这种不断地重复地画松柏之后凋也，然后岁寒而后知足劲。

张颐武：用这样一些题材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自我激励。

20世纪初的那段岁月，复杂动荡到让很多大人物、大男人都会浮浮沉沉、惶惑迷失，然而作为鲜有的一部分杰出女性之一，何香凝至始至终所流露出来的果敢和坚定让男人们都为之钦佩。1925年一开年，当病入膏肓的孙中山几近弥留之际，与宋庆龄一起守在孙先生身边的何香凝所表现出来的果敢和决断，再一次证实了她杰出的政治家素质。2月24日，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等人起草的遗嘱就已准备完毕，可为了减轻夫人宋庆龄对他死亡的绝望和痛苦，孙中山一直迟迟未能签字。直到3月11日凌晨，何香凝走入病房，看见此时的孙中山形神涣散，病势已十分危机，她压抑痛苦，当机立断，催促宋庆龄和汪精卫，协助孙中山签下了那份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三个遗嘱。遗嘱签订的九个小时候后，孙中山与世长辞。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领导权旁落到右派手里。由于不屈不挠地奉行三大政策，支持工农革命运动，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被刺杀身亡。

张颐武：就是双清其实失掉了一个，这是她的一个人生关口，她从这个同盟会开始，她就是国民党里面最核心的人物之一，她后来发现蒋介石主导的这个国民党，其实跟她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是完全不一致的，所以她就毅然的脱离，脱离以后其实她的艺术的生命就开始有了一个很长的发展，然后她通过她的艺术作品，来寄予她精神的情怀和境界，这个就变成她主要的一个对社会表达的一个方式了。

王鲁湘：她当时候好像还发表了一个类似声明的东西，就是从此以后的话呢，我会以自己的书画来谋生了。

张颐武：我就不再接受国民党的资助了，就是从党费里来的钱我就不拿了，她等于是脱离了国民党原有的政治结构。

王鲁湘：当时候这个选择有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事情，就是在上海举行一个特别大的雅集，当时在海上的几乎所有的名家，重要艺术家，都来到了，都来参加了这个雅集，几十个人，很也名的，当时候王一亭啊，大画家都在，包括黄宾虹啊，柳亚子他们都参加了。

张颐武：这个其实是何先生的人脉关系，何先生多年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积累的这些这个，一个总的一个展示，对。

雅集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源远流长的文人聚会形式，如由大书法家王羲之作序兰亭集，因苏东坡而名扬四海的西园雅集等。

张颐武：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倒是这个雅集经过现代的转换，在何先生这，实际上变成了现代文化的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她借着雅集既是传统的延续，它又是现代其实一种公共空间的建构，这些文人，其实他的志同才道合然后才有雅集，雅集以后他们通过绘画上合作，就是大家一起来画，画出一些作品。这些作品呢你看，它其实既表明自己艺术的追求，又是说明我们心心相印有一种共同的社会理想，文化理想。

王鲁湘：其实表达我们的某些政治观点。

张颐武：传统上看就是以文会友，以画会友，但是其实它有更深的含义，

王鲁湘：她这个雅集里头的这些人物，都是在文化界艺术界非常有影响的这些人物，等于在她的周围，通过这个不断从事的这种雅集的活动，就团结和这个组织了一大批的我们所说的，后来所说的，就是爱国民主人士，对，对对。

在这些仁人志士的组织筹备下，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诞生了。二十年间，在继续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志工作之余，何香凝经常邀约众多国画名家和好友，联手作画，完成了不少巨作。

张颐武：她的作品有很大的特色就是不光是自己独立创作，而且有大量合作的绘画，然后包括她的题跋，一般的来说，一张画的话，后面有很多跋语是别人做，但是题往往是这个画家自己，但是何先生这个画她有很多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这个何作，然后别人来题，比如说何作柳题，何作于题，它就是一种专门的形成一个独特的风格。

王鲁湘：对，柳亚子给她提的多，于右任给她提的多。

张颐武：柳先生是南社的代表性的诗人，也是南社的精神领袖，所以柳先生和何香凝先生的这个遇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国民党的很多文化人都是集中在南社这样一个团体里边的，而何先生当年主要活动的是在国民党政治这部分，那么现在柳先生和何先生后来又很多题词什么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文人和政治家，同时何先生又具有艺术家的身份这样的一个人，他们的互相理解

王鲁湘：这个艺术的支点在她人生中间，已经是一个主流性的东西了，因为在她的前半生更多的是跟随廖先生一起从事革命活动，颠沛流离，周围都是些这个革命党政治人物。

张颐武：虽然她也在做画，一直在做画，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做画仅仅是一个个人的爱好，但是在这个时候就变成她生命的一个中心的艺术家的身份，也变成她身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个其实是何先生的人生的一个很重大的转变，一方面她的政治活动还在延续，但是另一方面她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身份也确立了，所以这个柳提何画其实有很多都是当年何先生在1910年代画的画，但是到二十年代，柳亚子再重新题，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个其实是一个新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合作作品是何先生的一个特点，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一种创作方式。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已过古稀之年的何香凝与儿子廖承志、女儿廖梦醒一同出席了中央政府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中央政府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之后，她又接任了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等职务。

张颐武：所以她那个时候她见多识广，看到了很多这个古人的真迹，所以她把这些真迹作品她也作为自己艺术的一个，后来所以到晚年她画的东西山水就很多，这些山水画的取法都是中国传统，正统的山水的方法，又有她自己的变化。

王鲁湘：也有一部分和这个西方的这个风景画包括和东洋画日本画相似的东西，可见何香凝这个老太太，她其实艺术心态是很开放的，博采众长，她并没有一个好象当时五十年代的时候，有一批对中国很保守的一批人，就认为中国画根本一点都不能吸收西方的东西，我看到她有些山水画中间，画天上的月亮的时候，旁边画了很多很写实的晚上的云彩，然后这个月亮还倒映在这个水中间，桥，树，还有典型的那种西方绘画的那种倒影啊

张颐武：还有立体感，有三维的这个感觉，有透视法的关系，透视关系的建立，这些都是从西洋画来的，她也能够很开放的接受。

王鲁湘：也有很传统的，你比如像四王的这种山水画。

张颐武：紧守中国传统笔法的也有，笔意，她甚至晚年也做了很多的临摹，就对名家的山水做了一些临摹，这些临摹里边其实也有她自己微妙的变化，她用笔的方面，她的立意的方面，都还有变化，所以还看得出她年轻时候受到的美术教育对她的影响，其实一直到晚年还是能够博采众长，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建国后，何香凝曾说“平生作画，现在是最愉快的时刻”。老人十分珍视晚年的幸福生活，仍然会到全国各地走走画画，描绘她心中的新中国。

张颐武：中国传统都是讲画如其人，就是通过这个艺术来看人，这个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的审美的一个意识，那么何先生其实是这个人格和画格，它是紧密统一在一起，而且何先生的画风确实也有变化，早期是比较强烈的，锐利的，而中期她是比较孤傲，就是表现她这个强烈的性格操守的，到了晚期，实际上到了建国以后，她的画，就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国得以完成，何先生其实心境就进入了一个越来越平和开阔的境界，这个时候她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化境，真如化境。都已经对人间的万物有了更通透的理解。

王鲁湘：这时候她的山水画，包括她的所有的作品，包括狮虎都已经没有当年的那种。

张颐武：没有那种伶俐之气，不是了，已经很宽广了这个胸怀，好像这个早期好像是长江三峡那种波浪翻滚，到了这个后期的画，其实就像长江后来到了下游宽阔的水面，平缓平和，长江的那种气魄，所以我觉得和先生一生就像长江的奔流，确实是传奇式的象征着中国二十世纪的大历史。

何香凝的确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女性。在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心中，她是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忠诚拥护者，可在国民党右派人士的眼里，她更是个强悍到难缠的女人。1933年，当她25岁的爱子廖承志被国民党右派非法逮捕的时候，她所表现出来的气度让当时的很多人震惊，在上海公安局的大门口，何先生大声嚷到： “我不是来做客的，我是来坐牢的，骂蒋介石要算我骂的最多，为什么你们不抓我，却把这些无辜的青年关起来？”在二十世纪的诸多关节点上，何香凝正是用这种硬朗的作风和她特殊的身份，保护了自己的亲人，也完成了民主进程中她独特的使命。

张颐武：中国的母亲是一个能够承载无限的压力来扶持，来支撑一个家庭的一个人，她又是把这种传统的，对女性的要求，其实有了一个很完美的实现，但是她完全又超越了传统的女性，又是一个现代女性的开端，现在今天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再从这个新的历史里面，再重新来观察何先生，你会发现她的意义被彰显得更清楚，无论从女性的角度，还是中国政治的角度，还是一个艺术发展的角度，她都有一个承先启后，而且对她的同代人，有一个润物细无声那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其实都滋润大家的心田，而让二十世纪非常紧张，充满斗争，充满这种矛盾，复杂的二十世纪添了一笔女性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光彩和精神的魅力。

王鲁湘：所以在何先生传世的那么多的照片中间，我最感动也最欣赏的是她晚年有一幅照片，就是她坐在画案旁边，然后戴着一个过去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奶奶们过去都戴过的那么一个编织的毛线帽那个，戴在那，然后非常平和安静的坐在那个地方，好像在画一副梅花，然后你就看她那种平和，那种安静，那种安详，但是你如果看到这个人，你熟悉她的历史，哎呀，你就觉得原来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张颐武：这个时候的何先生就是一个，就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样的境界已经完全达到，所以总结何先生一生你会发现，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她是传统的延续者，她又是用她的整个生命，给我们不断的告诉大家，要努力的去开创新的局面，为中国的社会做更多的事，所以过去冯友兰先生经常引这个诗经里边两句来说中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现在看何先生的这个精神境界，其实是担得起这个其命维新，她不断的在创造新局开拓新的世界，同时把中国传统物化的精髓不断地下渠，所以她不仅仅是她的子孙们的好的母亲，她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母亲一样的人物。

王鲁湘：她最后实际上是在二十世纪留给我们最后的一个形象，她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母亲的形象。

张颐武：这个其实是中华文化最集中的一个表现，中国女性最高的一个精神境界的一个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