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逃港潮为内地改革开放提供辛酸的铺排_卫视频道

70年代逃港潮为内地改革开放提供辛酸的铺排

2010年08月27日 19:11 凤凰网专稿【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欧阳东：社会的不断的发展，我们还可以跟着这个脚步，跟着这个时代的脚步，也赚了一点点吧。

杨锦麟：你见证和参与了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是共和国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面，一个特殊的一个历史过程，正因为有这么跟香港澳门的比邻，有60年代、70年代末这两度的逃港潮。中央领导们下定决心，把深圳蛇口作为改革开放的新型试验区，和你们当时的逃港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民没有吸引力，我们这个社会主义不可以再这样走下去，贫穷社会主义难以为继。

张就森：能够成功逃港拿港身份证的都是过五关斩六将

解说：深圳市罗湖区的黄贝岭村有一家颇具规模的双喜酒楼，每隔一段时间，老板张叔总会在酒楼内设宴，招待一帮老同学们过来叙叙旧。

张就森：这条路是罗芳村。

同学：这就是这位啦。

同学：是啊是啊。

同学：这个是我们班长，中间的是大老板。

同学：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

同学：刚刚毕业，这是毕业照，刚刚毕业了。

解说：这张深圳中学76届初中版的毕业照里，张就森年轻的脸庞上写满了天真和快乐。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改革开放的大潮还没有来到深圳，对于一岸之隔的香港，张就森的怀揣着一种模糊而天真的向往。

同学：要很有胆量才行

同学：为什么

同学：要爬铁丝网啦，又怕遇到狼狗啦，又要回游泳啦，不是这样走过一条马路就去了。很多困难组织你的。这边解放军捉，去了那边香港的警察也抓。

张就森：可以这么说，能够成功偷渡到香港，到市区拿身份证的，是过五关斩六将的。

杨锦麟：这个地方就是黄贝岭？

张就森：对对对。这里以前没这么宽的。

杨锦麟：那时候你们的田在这里。

张就森：对，在这里，我就在这里种田。那么下午刚好我们，年纪最大的是我了，我是78年年底到香港去的，年头的时候都全都跑到香港去了。

深圳黄贝岭村民纷纷逃港当地难觅青壮年

解说:黄贝岭村菠萝山下是深圳河最窄的河段，也是偷渡往香港的一处捷径。中学毕业后，十几岁的张就森就在边境线上为生产队种田。当时有着近水楼台之便的宝安县村民偷渡成风，附近的村庄里难以见到15至35岁的青壮年，到了70年代末队里的田地几乎无人耕种。看着身边的朋友相继离开，张就森逃港的念头渐渐清晰起来。

张就森：这实际上是我们的祖宅，祖祖辈辈人在黄贝岭乡村这里，几百年历史保存的。

解说：对黄贝岭老宅，张树森有着深厚的情感。1962年广东出现了十几万人的大型偷渡潮，他的两个哥哥也在此行列，当时家里有人偷渡，就要被扣上叛国投敌的帽子，家里的房产被没收，张树森和父母就蜗居在此。

张树森：看到很多人就这样跑过去了，他说你要想走你也走吧。

解说：1979年的一天，张树森带着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向铁丝网另一边的世界奔去。

张就森：下午两点半的时候告诉我们去深圳剧院看电影，晚了一点，那个上海队员就骂我们，开工他们晚了，那几个小弟兄说，反正都没人做了，做也骂不做也骂，就从那里我们一起就跑到香港去了。

解说：此时距离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理论不过一年的时间，这一次的大规模逃港和前几次不同，人们除了经济原因，更多是对改革开放前途的迷茫。这时，到香港去成了保安土生土长的农民最直接的愿望。

张就森：从我离开黄贝岭偷渡到香港去的时候，我们都没打算要回来。我到了香港去了以后，有的亲戚就给了一点钱给我，然后我照了张照片，拿回家给父母看一下。偷渡到香港去第二天做的就是这个。

张就森：我最记得的就是那个凤爪其实凤爪，我们广东人叫凤爪，像你们内地的人不叫凤爪，叫鸡脚，我就说，师傅，这是凤爪吗，这不是鸡脚吗。香港人就瞧不起你啦，大陆仔，跟你说是凤爪就是凤爪啦，我们不知道啊不要说吃，见都没见过，听也没听过。因为我们这里内地太穷了，我刚到香港的时候，真的是人间的天堂啊。

偷渡客遭香港人歧视给当地就业造成压力

解说：1979年，香港热映的电视剧《网中人》，里边有个角色叫程灿。这位刚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新移民面对陌生的世界，与周围产生了种种不协调。后来，“阿灿”这个略带贬义的称呼就成了内地偷渡客的代名词。他们大多受教育程度较低，在香港只能从事廉价的体力劳动。此外，还要承受来自香港本地人歧视的目光。

张就森：我们要洗澡冲凉啊，没肥皂啊，不要说冲凉液那么奢侈的东西了，肥皂都没有。他就拿了一个洗碗用的洗洁精来给我。当时我不知道那是洗洁精，听啊没听过名字，是不是，我就拿它洗澡冲凉啊，越洗泡越多在头顶上，他在哪里哈哈笑，他故意啦，我还傻乎乎的，我还跟他说，诶，不错哦。

解说：说起这些往事张就森总是一笑带过，但是这也反映了当时香港对内地偷渡者的一些反感情绪。从1976年到1981年内地共有近50万人非法到港，相当于香港人口的十分之一。这给当地人的就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张就森：比如说我们偷渡到香港去的时候，他们可能那个时候是拿一百块钱工资一天的，后来我们一群大陆人跑到香港去以后，香港的包工头反正多人来做工啦，从一百块减到了70块或者是80块，从他们那种利益啊，我们削剥了他们的利益

杨锦麟：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统计，在今天香港排名前一百名的富豪中间，有40%都是60年代移居香港的，当然大部分是是非法移民，或者是逃港潮中间的一批人，这些人的资本的积累，都是从他们逃港地垒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当然我们也知道，大部分逃港的这些人士，他们从事的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工作，工作非常低廉，工作环境非常艰苦，他们在香港也未必能找到自己的归宿感，他们也备受香港社会各界那些白眼歧视。

张就森：回乡探亲只能与父母在车站见面

解说：1979年4月的香港明报上专版刊登了买电视机送国内亲友的注意事项，改革开放国门重启，大批香港居民回乡探亲，张叔用自己半年的积蓄换来了一台三洋牌电视机。

张就森：79年的时候我买了一台电视机回来，三洋牌电视机700块钱，刚好我有一个亲戚在香港台联电器卖电器的，我让他给我买的我的步障啊我还不能回来嘛，那个时候还是没有维修证上网，还是维修检修书。

解说：1980年，当时偷渡者回国仍然有严格的限制，耐不住思乡之情，一年后张就森还是偷偷地回到了深圳。那个时候回到深圳，还要走那个楼梯，几十级楼梯走下来，我一边走楼梯就一边唱那首歌，故乡的云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很激动很激动第一次回来，我回来不敢回到黄贝岭，我还是通知我父母在火车站里面见面，第一次回来时就是这样见面的。

解说：80年代初，香港兴建地下铁，工地上到处都是大陆偷渡客的身影，张就森也在其中。在香港的20年里，张就森做过酒楼招待，当过货车司机，靠勤劳的双手致富，也让家里的父母安享了晚年。

张就森：第一栋房子是81年时候盖的。

杨锦麟：那时候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