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莉：北京奥运会正向我们大踏步走来，全世界的中国人无不为之自豪，为之激动。如今，奥运精神正步步深入国人心髓，奥运知识也在老幼妇孺中普及，奥运理想的实现就在眼前。当百年梦圆，回首世纪沧桑，已然有一批有识之士背负着强国愿望，与世俗、与偏见，与外强做着不屈不饶的抗争与拼搏，此时此刻，就让我们一同回顾这一个个应该被时光雕刻的名字，这一段段令中国人荣耀的奇迹往事。

他叫张云龙，是天津市人大副主任。很多南开大学的老校友说，张云龙越来越像他的祖父了。张云龙的祖父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张伯苓。张伯苓是中国奥运梦想的启蒙者。

张云龙：他是一个对民族有强烈责任感的人，他就是实干，他的基地，他的实验基地，就是南开学校。他把体育在学校里头，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理想，教育育人的一个手段。

救亡图存，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却是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在百年之前面临的首要问题，在那个国运衰微的时代，一批先锋人物开始走上了，他们的救亡图存之路。政治谋求之外，为改变国民素质，为摆脱“东亚病夫”的嘲笑，康有为提出，要成为新时代的人才，必须接受新时代的教育，体育是教育中不可缺少之物，而孙中山先生则多次提出“强种保国强民自卫”，将体育提到了保国强国的高度，渴求方向的张伯苓从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从那以后，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与严修在天津创办南开中学堂，开始实现用教育改变中国的新理想，而体育则是他改革旧式教育的风气之先，在士大夫阶层还是宽袍博带，端着长指甲，迈着方步的时候，在清政府还不知田径和体育为何物的时候，张伯苓做出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

张云龙：他让学生双手撑起，然后学生鱼贯跳跃，就像马一样。他把鸡毛掸子摆在两个板凳之前，让学生跳过，像跳高一样，都有两个很大的障碍，就是辫子和长袍。

1910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张伯苓出任大会总裁判长。天津选手孙宝信在跳高组的比赛中，两次试跳都轻松过竿，可是长长的辫子却接连两次打落横杆。裁判组裁决孙宝信失败，因为辫子也是身体的一部分。第二天，孙宝信愤然剪掉辫子，此举被视为大逆不道。孙寳信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张伯苓也因为强力推行体育运动，遭受过残酷的打击。

张云龙：他们甚至贴出小的东西来，像揭帖式的东西，这个写手骂张伯苓说，张伯苓这小子，不得好死。

无论是受骂之辱，还是丧父之痛，都没有改变张伯苓“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信念，他不仅没有放弃，反而更加顽强，积极推进西式体育运动，西方体育文明在人类身体和思想上的解放、娱乐也不可阻挡的在严实加管的中国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乐趣和清新风气。当推翻满清政府的风暴开始酝酿，一首表达“尚武”精神的《雪中行军》，成为私塾家馆里最受欢迎的学堂乐歌，秀才们做体操、踢足球、大篮球、跑步、开运动会，学堂成为开启明智、传播现代文明最重要的据点，张伯苓和他所推行的西式体育“星火燎原般”在中国学界迎来越来越多的拥护者。

1890年5月20日，上海圣约翰大学举行第一次学校运动会这被公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运动会。1895年12月，一个在中国出生、在美国长大的美国传教士来会理成为向中国传授篮球的第一人。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这是当时中国学历最高的学府。在梁启超起草的《课程设置》中体育属于普通学科，1899年上海南洋公学举办校内运动会，上海市民从四面八方涌入学校观看，造成了徐汇路一度堵塞。1905年，马约翰在上海万国运动会上夺得一英里跑第一名而成为田径明星。几十年后，马约翰成为清华大学的体育教师。

2007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天津的夜空被激情照亮。一年之后，这座刚刚竣工的体育中心，水滴体育馆将承办第二十九届奥运会足球比赛。一个世纪前也是在这个城市，也是在一个欢乐的庆典上，一个中国对于奥林匹克的梦想诞生了。1908年10月24日，天津市第五届学校联合运动会颁奖仪式在南开学校操场举行。有一个中国人通过幻灯片，给学生展示了1906年伦敦奥运会的盛况，那些记录着中国人从未见过的运动比赛项目和各国选手高举国旗入场的场面令全场学生兴奋不已，此人不失时机的最后演讲中提出我国应发掘人才成立一支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

这句话引发了后来贯穿一个世纪的奥运三问：中国何时能派一个人参加奥运会？何时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

提出“奥运三问”的人就是张伯苓。1932年的新年，中国人在悲愤中度过。东北全境沦陷，沿铁路南下，每个停靠站都滞留着无家可归的难民，抵制日货的宣传画和标语贴满了大城小市的街头巷尾，多数日本侨民因为恐慌纷纷卷铺盖回国，1月30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宣布抗日，炸弹和枪炮越来越多地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每一天的生活。这时，来自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的邀请函，发到了中国。内外交困的国民政府，只能以经费不足为由否决了民间关于派选手参加奥运会的呼吁，不想，伪满洲国趁机为国际奥委会发去了与会申请为了粉碎这个阴谋，7月1日，张学良在东北大学宣布将资助8000余元派出刘长春、于希渭前往洛杉矶参赛。

张云龙：张伯苓得知这个消息以后非常支持，而且积极地跟国际奥委会联系，在他和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努力下国际奥委会同意了。中国派代表参加，而且排斥了（伪）满洲国。

最终，于希渭被日军监视未能成行。刘长春单刀赴会，连续20几天的车船劳顿，刘长春战败洛杉矶。引发了国内土洋体育之争，奥林匹克和现代体育遭遇了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集体性抗争。不久，刘长春撰写了《刘长春短跑成功史》，张伯苓欣然为之作序。

张云龙：在这个序中，他提出了，中国体育要发展要跟世界接轨，要跻身于世界体育运动的行列，那就要治标治本。治本，就要发展我们以学校运动为主的全民体育普及运动。治标，就是要经常地开展公开的体育竞赛，增进体育经验，提高体育技术。

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盛大开幕。中国第一次派出了规模宏大的代表队，将近一个月的水陆颠簸。中国队员体能损耗，最终在赛场上毫无作为。而作为表演队出现地中华国术队，却在奥运会场大出风头，真刀真枪的真功夫征服了整个欧洲，为中国人挽回了一丝尊严。这一切张伯苓原本都是可以亲历的，在参加1936年奥运会的名单上，最初的领队就是张伯苓，最终未能成行。据说是因为当时张伯苓正忙于重庆南开中学的建设。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天津南开开始了复校工作。9月7日，设在重庆的中华体育协进会举行了常务理事会议张伯苓和王震霆、董守义等人提出，请求1952年第15届世界运动大会在我国举行，获得与会人员一致通过。这是刚刚取得抗战胜利，百废待兴的中国的第一次申奥活动，得到了时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孔祥熙的积极支持。

张云龙：而且他和王震霆还负责向政府接洽，来商谈具体的筹备事宜。

这个愿望很快被历史的洪流淹没，仅仅一年之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毛泽东战略反攻的序幕由此拉开。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申奥决议成为一纸空文。1948年，旧中国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排队参加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中国队又一次羽铩而归，此前，张伯苓也曾为选拔队员而奔忙。想来，他应该是有意也有机会前往奥运赛场，但正是在这时候，他出任了国民党考试院院长。

1949年11月30日，刘邓率领第二野战军解放重庆之前几天，蒋介石在重庆力说张伯苓通往台湾。但张伯苓最终接受了周恩来的挽留，并于1950年9月重返天津，比起1945年他赴美治病后回国时天津人倾城出动迎接他的场面不同，73岁回归故里的张伯苓面对的是异常冷漠的城市。第二年的2月23日，张伯苓在家中去世。

张云龙：当时提出来三个愿望，第一是，什么时候我们派队员参加；第二是什么时候我们派队参加；第三是我们中国什么时候举办一次奥运会？我还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奥运会什么时候有一个项目是我们中国人贡献给世界的。

张伯苓对中国体育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奥林匹克请到中国来，而今当2008北京奥运到来的时候，哪怕就是这样的游戏场景，张伯苓都应该是欣慰的。孩子们多半不知道他是谁，更不会知道他们这样的快乐和这位老人有关，100年前，这些游戏是张伯苓连想都很艰难的。可他还是用了一生去奠基。

吴小莉：奥林匹克运动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强”。这句格言是顾拜旦的好友，巴黎阿奎埃尔修道院院长亨利·迪东在其学生举行的一次户外运动会上，鼓励学生们时说的，顾拜旦借用过来，成为奥林匹克格言。这句格言鼓励人们对自己永不满足，不断地战胜自己，向新的极限冲击。中国奥运征程从屈辱、自强中走过百年，那些山里的孩子也已经怀揣奥运梦想走出家门、走出大山，无论于谁，唯有不断的超越自我，才有可能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2008的北京奥运，对中国而言，不仅仅是一场运动会，而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大象征，是中国向全世界展示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最佳橱窗，是吸引全世界观众进入中国、了解中国、接受中国的黄金时段；也是中国走向世界、吸引世界、与世界一体的最佳机会。让我们把祝福送给北京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