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曾邀周培源写理科教育文章 因四人帮施压转给光明日报

周如玲：他说你放心，我反正不会自杀，如果我出了任何事，你就上头找人吧，那不就是让我找总理嘛，对吧，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那一段我父亲特别郁闷，因为这个聂元梓叫他美国特务，他认为是群众组织瞎折腾，这个我今天叫你特务，你叫我特务这都无所谓，这军宣队进来是代表中央来的，当时的中央。

解说：12月25日周培源被放出，军宣队因为此事特地派人登门致歉，然而周培源始终一言不发。

周如玲：后来我就跟我爸说，我说人家既然来，就说明给你算是道个歉吧，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我说你也不能这么干人家。他说我跟他说什么呀，他运动，他也不会跟我谈吧，我是属于阶级敌人的，他能跟我谈吗？我跟他谈科学研究，他懂吗？无话，一句话站起来，跑自个儿书房里就去干活去了。

周培源1936年与爱因斯坦就相对论进行研究

解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8春天，当时的“造反派们”认为夺走资派的权的任务基本完成，而从反对学术权威手中夺回自然科学战线上的权力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将矛头指向了爱因斯坦。1968年3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批判相对论学习班。1969年10月23日，周培源、吴有训、钱学森等人被召集参加座谈会，专门讨论由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所撰写的拟要登到《红旗》上的两篇相对论批判文章。

为此，周培源专门找到主持会议的科学院副院长刘西尧，强调文章不能发表，相对论可以讨论，不能打倒。

周如玲：回来以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好家伙，那个批判组今天传了一篇文章，那个文章呢说要打倒爱因斯坦，而且还要把这篇文章，就打倒相对论，还要把这篇文章呢登到这个《红旗》上头去，这简直要闹历史大笑话了。

盛森芝：后来刘西尧就降调，周培源一提意见以后就降调，这个文章也没登，这个批判也不了了之。

解说：这件事使得陈伯达等人十分恼火，此时的周培源身为北大副校长，从事相对论研究已长达四十余年，并在中国科学界极有威望。而早在三十二年前，周培源就曾与爱因斯坦共同就相对论问题进行过研究。1936年，周培源曾利用清华的科研休假年，到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参与由爱因斯坦亲自主持的广义相对论高级研讨班，而他也成为了中国唯一一位在爱因斯坦身边长期从事相对论研究工作的人。

在研讨班结束后，周培源来到爱因斯坦家中话别，并为爱因斯坦拍摄了一张照片，这是仅有的一张中国人为爱因斯坦拍摄的照片。

周如玲：我的确问过我父亲，我说这么大的名人，你怎么不跟他照一张呢？他说那不行，他是爱因斯坦，我怎么能够站到他旁边，这差远了，所以他不肯。

陈佳洱：他后来就成为爱因斯坦在中国，在爱因斯坦相对论方面，最有研究的一个权威了，凡是要搞研究《相对论》的都来找他来指点。

解说：看到相对论受到批评，周培源十分气愤，多次在会上指出相对论不能被打倒。为了使周培源配合批判爱因斯坦的工作，陈伯达亲自找上了他，在北大的一间教室中，军代表坐了整整一屋，而唯独已经近七十的周培源站在陈伯达的面前，面不改色。

周如玲：然后呢这个陈伯达一见我父亲一来呢，先就跟他套近乎，哎呀，周老你来了，你这个你好不好，我爸说挺好的。哎呀，你这个棉袄都破了，我爸有一件那个丝棉袄，就是穿了都不知道多少年了，那个边上那开衩那儿都破了叮呤噹啷的，哎呀，你这个棉袄也都破了，你应该让你爱人补补啊，合着你也该买件新的了，我爸说这衣裳还能穿。就一句话给噎的他一点词都没有了，所以这陈伯达呢当时也挺下不来台的，结果呢就开始就信口开河了，然后呢这当时就逼我爸表态。

解说：面对着一屋子的军代表，周培源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已经被事实证明，批不倒，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可以讨论。

周如玲：这中央文革权力之大，是要你死，你活不了，所以你这个公然地就顶抗了这个“文革”的组长，这个心理负担，我比我爸还重。那么我爸就非常坦然，他说一个科学家啊，永远要说真话，对不对，特别要在领导不懂的时候更要说真话，你这个顺着这个领导的意图瞎说，你这不是自己把这个领导引入歧途了嘛。他说我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我不能做这种事儿。

解说：在自然科学领域，包括相对论在内的基础研究理论，受到了极左思潮的极大冲击，造反派们在大学的理工科教学中重工轻理，抑理扬工。为了深化改革，1971年，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在纪要中提出两个“估计”，彻底否定了文革前的教育及研究工作，这在知识分子中引起轩然大波。随后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复课，重视理论教育和基础理论的研究，抨击左倾思潮。

当年夏天，科教组又组织召开了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就高等教育如何开展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而在“文革”中，始终坚持基础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周培源，并未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在与会者的强烈建议下，主办方只得决定让周培源在会议临近结束时上台发言。

周如玲：我父亲呢当时就讲到基础理论和这个基础理论研究的这个重要性，科学实验的这个重要性，而且呢这个中国的这个理工科的教育应该怎么改革，就发了一通言。

解说：而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周培源就曾向毛泽东直接陈述了对高等教育中极左风潮的反对意见。彼时的新中国在与苏联结盟的同时，开展了全面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群众运动，并在苏联科学院模式的影响下，成立中国科学院，从高校中抽调大量知识分子。1956年春节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连续两次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其中一次参加者有周培源。

盛森芝：他参加以后呢，在那个会上，周培源就跟毛主席提了一条意见，他说学校呢也应该成为教学科研两方面的工作的基地，你不能把这个学校的力量全抽走。

周如玲：所以我父亲呢就讲了这些意见，就觉得好像把这些人都抽到科学院去这不合适，就削弱了这个大学的基础研究的这个力量。所以后来毛泽东那时候就跟我父亲开玩笑说，我爸爸说那个科学院，他要去挖科学院的墙角，想把这人都给抠回来。

解说：为了反驳高等教育中的极左思潮，周培源在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又一次站了出来。在发言中，他不仅强调了理科，尤其是基本理论的重要性，并且再次提到了除科学院外，大学也应是科学研究基地的问题。

周如玲：我当时在物理所，很多人都讲，你爸这话讲的真是太好了，就是讲出我们这么多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而且有些人跟我讲，你爸胆真大，他真敢跟迟群对着干。

解说：不久，一名与会的《人民日报》记者找到周培源，邀请他撰写一篇有关理科教育的文章，周培源答应下来，将发言内容写成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在一系列问题上反驳了教育、科技领域里的极左思潮，并再次强调了理科教育的重要性。看到文章后，张春桥、姚文元想尽办法阻拦文章的发表，反复向《人民日报》施压，无奈之下，《人民日报》将文章转给《光明日报》。1972年10月6日，这篇文章以醒目的标题发表在了《光明日报》的第一版上。

陈佳洱：这个对我们国家后来基础科学的发展起非常好的作用，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基础科学是整个科学技术的源头，如果你不保护这个源头，不让基础科学发展，那你谈不上其他的技术的创新发展。所以我觉得他那时候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就顶住了压力发表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好多“四人帮”组织力量批判他，他都顶住了。

解说：久在海外的杨振宁听说此事后，也赞叹道，大家对周先生很佩服，因为他不怕压。1972年7月1日，杨振宁到访北京，在毛泽东接见杨振宁期间，周培源作为陪同全程进行记录。毛泽东见到周培源后对他说，周老“文化大革命”期间，把你整得呜呼哀哉吧。

在北京期间，杨振宁曾向中央提出了中国科学理论水平很差的问题，7月14日，周总理在会见以任之恭、林家翘为首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时，亲自对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清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随后周培源便向周总理提到了之前所撰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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