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1975年1月13日,十年没有召开的人大代表大会终于开幕了,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而陈永贵也被任命为新一届的国务院副总理,排名第七,在王震之前。不过陈永贵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他就成了无本之木。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宋立英:跟主席提出了三三制,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北京,三分之一全国各地视察。那会儿他也经常回来。
解说:这个时候陈永贵又回到了大寨,他似乎找到了那份久违了的平静,面对以前朝夕相伴的父老乡亲,他比以前随和了许多,街坊邻居有个什么难题,只要他能办到,一定尽心尽力。
解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资利益原则,批评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对陈永贵来说,这一切都像是针对他来的。
郭凤莲:他爱人说他老了,她说我给你炒点白面油茶,就是拿油炒上白面,然后给他煮上几个花生豆,打上个鸡蛋,让他吃一点,补养补养身体,因为他的工作量太大了。
宋玉林:拿起电话来,别人跟他报点什么,说点什么,他说我知道了,性急,很性急,知道了,别人还没说完话,他就把电话扣了。
大寨精神成批判对象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一职
解说: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组文章,内容是谈学习大寨的经验教训,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其他几篇的标题也瞄准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就在《山西日报》发表这些文章的那一天,陈永贵也正在主持中共昔阳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午8点半,陈永贵拿着稿子走上讲台,面对1100多名代表发表讲话,陈永贵例行公事地念着稿子,祝贺大会胜利召开,然后就停了下来,接着他摘下帽子,注视着会场,提议为已经逝世的伟大导师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体默哀。此时毛泽东已经去世两年半,周恩来去世已经超过三年,代表们不禁一愣,但立刻又明白了,代表们迅速站起,低下了头。当代表们默哀完毕,抬头看时,陈永贵的脸上已经老泪纵横了。陈永贵仍然不拿稿子,声调沉痛地继续说到,我再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致哀。代表们再次低下了头,陈永贵自此再也没有回过他的大寨。
郭凤莲:从我们内心来说,不是光陈永贵同志一个人有压力,包括我们都有压力,我们处的环境都一样,不仅是陈永贵处于一种冷落的环境,包括我也是处于一种冷落环境,陈永贵同志调到北京来,当时我也到了榆次,我也调走了,也调离开大寨了,心情是一样的,不仅陈永贵同志有压力,包括我们来说,我感到我们跟着陈永贵在大寨给大寨群众干了几十年,好像犯了什么错误似的,把我们放到另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
解说: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接受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一个月以后,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了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40多天,写出两组内参,十年来无人敢撼动的大寨和大寨精神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都被批判。一开始,陈永贵还叫上秘书去找更高的中央领导人谈话,然而反映大寨和昔阳的内参还是铺天盖地而来,陈永贵整天愁眉苦脸,吃不下,睡不着,好端端的昔阳和大寨,怎么一下子就一无是处了,他想不通。
陶鲁笳:他就跟小平同志哭诉了,说有人说我是“四人帮”的人,小平同志说,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他(陈永贵)才给我们讲,小平同志讲了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他(陈永贵)说我死也瞑目了,有这句话,有邓小平这句话,我死也瞑目了。
解说: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写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并加了很长的一段批语,这相当于是对大寨盖棺定论的文件。中国中央的批语写道,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同时否定了靠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推广经验的办法,提高了群众自愿和重视经济利益的原则,也正是从那以后,笼罩在大寨上面的光环彻底消失了。
陈明亮(陈永贵幼子):一个月150块钱的工资,家里当时养活四口人,我小时候能感觉到说家里经济还是不宽裕的,因为从他每个月给零花钱你能知道,夏天热的时候,我呀,或者家里还有小孙子,爸爸有时候说买冰棍,不买雪糕,5分钱的冰棍可以,一毛钱的雪糕不给买。
郭凤莲:陈永贵当时的生活比较艰苦,说实在话,我们感到也非常不是个滋味,陈永贵当副总理以后,当政治局委员,都是在大寨村领的粮食,在大寨村我们分多少,陈永贵也分多少,并没有给陈永贵一斤一两多分过,那么陈永贵爱人把这些粮食送到粮站换成粮票,换成山西粮票,然后陈永贵带去以后,让工作人员再变换成北京粮票,陈永贵才能领粮吃饭,所以经常在家里拿一些玉米面、小米来凑合生活,否则的话,陈永贵就不够吃,就是这么个情况。
陈永贵患肺癌去世 大寨人跪在路边迎接骨灰
解说: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他得知自己得的是肺癌,并不再吃药,因为他觉得,那是给国家浪费钱,临终前5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把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
郭凤莲:陈永贵提出了几个人,说让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还有谁,反正是6个人,提了6个人,说让他们来看看我,因为我活着的时候,他们跟我干了这么长时间,干了几十年,我临死之前我要见见他们,到了北京以后,下了车,就直接奔到了陈永贵住的北京医院,到了病房,到了病房以后,看了老陈,一看那个样子,跟他在大寨活着的时候,从根本上来说变化了,身体瘦得皮包骨,还有给他化疗画的红线,在那身上,老陈就说你们来了,他眼泪也没有了,他就没有力气,好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解说: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尽管陈永贵没有了却生前回大寨看一看的愿望,但是当他的骨灰运回大寨时,大寨人却给了他足够的尊敬。
郭凤莲:凌晨5点动身,从北京动身把骨灰带回来,送回来,在半路上,可能司机也累了,那个车还打了个弯,打了弯,我们到离昔阳和阳泉交界处那个地方,去把老陈的骨灰接回来,是我们班子的人去接,原来班子里头的人,去接回老陈的骨灰,在昔阳城回到大寨,回了大寨,进这个村口的时候,就是现在旅行社的那个前面,那一片全部跪的是人,那个人黑压压的一片,都跪下来了,我感到不仅仅是大寨人,大寨人是跪到前面去了,当时村里头的人,不认识的生面孔太多了,从大寨的村口一直跪到前面一大片,跪下来,迎接老陈的骨灰回来。当然大寨人的话,就跟我们的话一样,就是说陈永贵同志走的时候,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人,但是到陈永贵同志走了几年回来是骨灰回来了,没有见到他的人,人们心里头特别难受,特别痛苦。
曾子墨:陈永贵去世的当天晚上,新华社发布了消息,全国着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2时35分在北京去世,终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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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楼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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