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辉：我觉得说这个，他们的动机啊，应该不难想象，虽然说有这个市场，就像你说有生产者、有消费者，有这个市场当然会有人做，这个世界上合法、不合法的买卖都有。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关键的重点应该是说为什么会容许这种情况出现，而且存在？
我举个例子，像我们也有山寨版的周杰伦，对不对？这个在美国是不被容许的，我还记得很清楚很多案例，其中一个是那个戏剧泰斗伍迪·艾伦。
梁文道：对。
马家辉：对，曾经有一个报纸，商品的广告。
梁文道：有山寨版的伍迪·艾伦。
马家辉：山寨版的伍迪·艾伦拍电视。
梁文道：真的？
马家辉：不只是他，好像另外一个戏剧明星也是，有个非常像他，拍个电视广告，卖一种商品，我忘记那商品是一双鞋子还是一个烟斗什么的。
然后呢，他就控告，控告就是说这影射了我，完全模仿了我，会让人联想到我，那这样就判那个广告商跟生产商是输了，不能做这个山寨版的伍迪·艾伦，而且要赔钱，这是法律不容许的。
所以我们看到假如说不管是快餐店还是买烧鸡腿的，完全几乎连英文字都差一点点。
梁文道：对。
马家辉：这个虽然说我跟你差一点点就不一样了，可这些法律、商标法应该是不容许的，你不仅不能完全盗用我的，你连有让人家联想到我的你都不可以的，所以这个制度为什么容许这个，甚至鼓励这个出现，我觉得那个是关键。
美国严厉清剿山寨
梁文道：但这是一个特别，你说美国的情况是个特别严格的例子，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版权，是看的非常牢、非常死，牢到一个地步是有一阵子他们说要帮这个迈克尔·乔丹，注册他的那个就是灌篮的那个姿态，那个他的姿态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就是说以后谁做这个动作要付他这个使用费。
对，但那觉得就有点变态，可是你刚刚说到这点，我说到演员的模仿，像我们中国是有源远流长的特型演员传统，那你说这叫不叫“山寨”？我总不能够说以前把专门饰演毛泽东的那些演员叫“山寨毛泽东”对不对？
反正我想说我们对这个模仿一个人啊，这个东西呢，我们似乎是不太介意的，中国真的不太介意，起码模仿演员这一块。可是我仍然好奇的就是说，我如果今天我开家店，比如说你原来叫肯德基，我今天就开家店叫做“啃死鸡”。 那么开这个店的时候，这个心理是什么呢？我为什么不自己创一个品牌，而要去用人家的名字去变一变，用人家的招牌去变一变？
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今天我们的消费资讯太多了，大家一看真的知道你是“山寨”，那你是不是模仿别人一下子，如果人家喜欢肯德基，那也会自然喜欢“啃死鸡”吗？也不一定。就是我仍然好奇的就是什么心理呢？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呢？
马家辉：这个问题啊，应该请郎咸平来谈。
梁文道：对，对，没错。
马家辉：这个完全是经济学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需要郎咸平大师，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知道说，当你假如要自己去开发一个商标，然后要登记、要去保护自己开发的商标，你算一下那个成本。那个所谓成本不只是台面上的一些成本，还有台底下的成本。
可能在某个情况下，要花钱打通多少的关节，遭受多少的挫败，对不对？这个一方面，这是很不愉快的、很高昂的成本，你是看得见的。可是另一方面呢，你看到说，那个能够获得的利润反而是非常确定的，那个好像不会有人能告你，好像不会有人来抓你。
就算有人来告你、来抓你，好像你总有办法去把它解决掉，摆平掉，然后消费者也不介意嘛，我只要付十分之一的价钱买你的东西，再去骗其他人，那这个利润完全是确定的。一个很确定的、很高昂的成本，跟一个很确定的、很高的回报，你会怎么选？我当然要做“山寨”嘛。
梁文道：不过其实除了这种跟商业有关的“山寨”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种“山寨”，比如“山寨”我们最广义讲的话，就比如说像除了刚刚讲的说把人家招牌变一变，名字变一变，或者是有人做一个爱迪达斯，但不是做球鞋的阿迪达斯，而是做一个，可能是做避孕套，就拿人家招牌，我来为我所用。
这种情况之外还有一种“山寨文化”，就是像刚才我们看到的，网上自己出来说，比如说自己是“山寨版刘翔”、“山寨版周杰伦”，像刚才说我是“山寨版陈丹青”什么的。那么这一类的“山寨”又不一样了，就是我没有什么商业动机，我就是觉得好玩，我也希望别人觉得开心，就是大家喜欢去模仿。
我觉得今天中国这种层面的“山寨文化”已经变成一个全国范围的那种扮装嘉年华。就是大家都很开心，那本来这种网上的创意别的国家也很多嘛，对不对？他们可能自己拍一段什么东西，突然间就很火了。但是我们最受欢迎的这种网上的视频，或者这种照片，这种小创意，就是这种我现在今天我模仿谁，我恶搞他一下。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