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亲自陪同默克尔去西安不同寻常_卫视频道

温总理亲自陪同默克尔去西安不同寻常

2010年07月17日 10:47 凤凰网专稿【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邱震海：欧洲与中国不存在本质战略冲突

但是我想首先说的第一个是欧洲与中国是不是存在本质的战略冲突？我的回答非常清楚，没有。中国和欧洲绝对不存在任何一丝一毫本质的战略冲突，我们要看欧洲是一个什么国家，欧洲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超级大国，欧洲超级大国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你去问欧洲人，你要不要成为超级大国，每个人都会笑话你，你是不是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时代，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结束了。所有的，我们今天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玩的游戏，欧洲人在十八、十九世纪全都玩的炉火纯青，最后的结果是两次世界大战。

1945年之后，他们以二流的国力、二流的军力，以联合来消灭矛盾，来换得自由、民主、均富。最后一点，永恒的和平，今天的世界上，只有欧洲这一块儿地方，我才可以说是有永恒的和平，没有一个地方我们想像会有永恒的和平，中东和东亚更不是如此，非洲、拉丁美洲也不是如此。但是中国未来的雄心，美国目前的野心，一个是要成为，一个要保持世界上的超级大国。所以中国和欧洲不在一个层面上，国家的战略定位不在一个层面上，怎么能够产生战略分歧。所有其他的核心利益，所谓核心国家利益冲突，我认为还是其次的，关键我们要看国家定位，两个国家绝对不会发生本质利益冲突，所以这是一个本质的研判。

第二个，到底怎么来看中国目前跟欧洲在所有问题上的冲突，包括我刚才说的人权、西藏，还有包括整个贸易，包括知识产权，所有这些，我认为是事务层面上的，就事论事。这些问题，相对可以解决的，当然由于一些抽象问题，像人权、西藏问题等等，这些等一下我们放在第五部分讲了，是属于欧洲的政治文化传统，但是像那些贸易、知识产权，基本上由于双方中国和欧洲不存在本质国家定位上的战略冲突，所以这些问题，我更倾向于把它归纳成为就事论事专业层面上。但是如果我们情绪处理不好，一个专业问题的会变成一个情绪化的政治问题，以至于我们用情绪化的政治的方式去处理一个本来可以处理的专业问题，中欧双方，如果双方有一方如此，已经很麻烦了，两方如此，同样如此就更麻烦了。就会把一个专业问题政治化、情绪化，以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而模糊了它专业问题的本质，所以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它分开。

第三个，如何看欧洲默克尔和萨科奇为代表新一代领导人上来，整体对华政策逆转，当然等一下第四个问题，我们会谈到有民间基础。但是首先我们看，以前我在这里讲过很多次了，一个有个人的因素，默克尔本来是东欧成长起来的，另外一个有时代的因素，这一代欧洲领导人基本上跟老一代欧洲领导人不同，他不是在冷战时代成长起来的。冷战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会对中国有一种天生的好感，一个古典的中国，因为那时候他对于毛泽东的中国完全不了解，所以他脑子里的中国是一个古典的中国。同时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国是欧洲的朋友，欧洲是第二世界，中国是第三世界，第一世界是双方要共同针对苏联的，是欧洲的朋友，一个非常一穷二白的中国，恰恰是欧洲战略上的盟友，那个时候，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现在新一代领导人，他们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登上政坛，那个时候是什么呢？那时候我们在欧洲都知道，那时候是中国崩溃论，分分钟他们期待这个发生，甚嚣尘上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欧洲的整个舆论氛围，我们当时在欧洲的时候，参加所有的中国问题会议，欧洲人都在问，欧洲人什么时候在崩溃。但是过了几年，等到1995年、1996年以后，他们又开始讨论中国什么时候具有威胁，我跟他们说，一个崩溃的中国是不可能威胁的，一个威胁的中国是不可能崩溃的。这本来是悖论，但是幸亏它是产生在不同的时段里面，于是就有它合理的逻辑基础。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欧洲产生的茫然，正好是以默克尔和萨科奇为代表新一代领导人，还不是登上领导位置，刚刚登上政坛，所有他们中国观，围绕中国的价值观，都是受那个氛围的影响。

等到21世纪初，2001年、2002年，甚至到2008年、2009年，他们登上政坛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中国真正崛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西方整体对中国感到非常恐惧的时候。于是90年代中，他们的中国观，加上那个时候，他们二十年以后，登上政坛以后，他们手中握有权利以后，对中国那种感觉，铸就了他们整个的中国观逆转。

后面一个，我们要讲到民间，民间情绪的逆转。今天我们到欧洲去，虽然大部分欧洲人对中国还是友好，很善意。但是对中国有一种厌烦的情绪在不断的上升，这个跟以前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中国是非常好的中国，虽然那时候中国比现在穷很多。当然那个时候跟他们接触的中国人也有关，那时候他们只能接触到中国国家公派的留学生，当时他们以为这就是中国。我经常跟他们讲，这不是真实的中国，那是中国万里挑一，几百万里面挑出一个中国的精英学生，真实的中国不是这样子的，真实中国国民素质要低很多很多，但是今天当他们看到许多中国的游客，大部分人都开始涌入欧洲，那种陋习产生的时候，他们觉得原来这就是中国。再加上这么一个中国现在又开始崛起，那么对他们造成很多心理上的恐惧。

但是我本身是认为，由于刚才我们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中国和欧洲在国家定位上不存在本质的战略冲突，于是这部分民间情绪的厌烦，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人性的自然的反应。换位思考，如果你是欧洲人，如果你已经在过去几百年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占了一个上风，你享受了过去两三百年的世界的文明，当你看到一个就像拿坡仑说的，这个雄师终有一天醒来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同样也会有一种忧虑，有一种恐惧。但是如果你跟那头醒来的雄师不存在本质国家利益冲突的话，本能也许你会认为他是敌人，但是实际上他不可成为你的敌人，你也不可能成为他的敌人。去年我在欧洲参加一场研讨会，我说我们不可能成为本质的敌人，这一点你们一定要分清楚。

第五个问题，如何来定义和评估欧洲的政治文化，就像毛泽东所说，左派和右派，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我有几点想指出，现在人类基本上为我所认可的一些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包括民主体制，包括法制，都是来自于欧洲，美国是拿来欧洲的后来人类文明的成果，因为美国才两百年历史。所有这些人类物质现代化，精神现代化的成果，都是来自于欧洲。当然中国这么一个五千年文明大国，在如何吸取已经成为人类文明价值一部分的欧洲西方文明价值的时候，我们会有所保留，我们会有所取舍，这是我们一个取舍的问题。但是这不能否认，这部分的价值观已经是为了人类过去几百年产生巨大的贡献。

但是欧洲人他的理想价值非常强，也造成他的非常的顽固，这个是他的民族性格，尤其是中欧地区，德国、法国、英国那部分人，他会有别于日本或者美国实用主义比较强的一些国家，所以在这部分，如何跟他们进行互动？如果还是像中国以前领导人毛泽东所说的有力、有理、有节，既要据理力争，但是同时又大家互相的有分寸，我觉得这是我们如何做到如何评估和定义欧洲政治文化，我们如何发展，我们自己和他们的斗争和磨合的策略发展，我们大家可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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