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声扬:这次的金融海啸当前,中国所受到的冲击相对比较轻,现在有一位学者叫做南怀瑾,他就表示这是中国的“命好”,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请何先生来为我们分析。何先生,这个“命”和“运”又不太一样,因为中国的“命好”,所以这次的金融海啸的冲击相对比较轻,对于中国的“命”好不好,您为我们做个分析。
何亮亮:我没有看到他就这个事情发表的言论,南怀瑾是很有名的台湾学者,研究易经、研究中国的古代的文化,他在台湾当局,在蒋介石时代他就已经有名气了。后来在李登辉执政的时候更出名,因为李登辉也曾经向他请教易经等等,后来南怀瑾先生一直是隐居在大陆,应该是在上海、江南这一代,他本来是浙江人。
他从97年的金融风暴开始,他一直在关注着,因为像这样的文化大师,他们会关注整个的一个大势,但是他也跟朋友们讨论到,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经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其实那个时候冲击跟现在来比的话,其实现在的程度要更严重一些。所以当时南怀瑾就说过,他说过两次,他说中国的“命好”,当然南怀瑾这样说,有他哲学上的一套整个的道理,一套逻辑。但是我是说就这个字面上的意义来说,中国现在能够在国际金融风暴,在这个金融海啸面前,我想不要用一枝独秀了,但是起码就是可以比较顽强的,可以站立在那里,或者说可以独善其身的话,我想不是一个“命”的问题,不是一个“运”的问题。
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命运多舛,至少大家都很熟悉了,是吧?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这个历史,或者我们就讲这30年,为什么?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如果没有这30年的改革开放,那么中国的命运肯定是不一样。当然你也可以换个角度说,如果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它也不会受金融海啸的影响。
姜声扬:是。
何亮亮:但是如果一样是贫穷的,一样是落后的,这是没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成立的,到明年就正好是60大寿。
姜声扬:就是一个关。
何亮亮:对,我们说60年正好是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中国初步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工业化,中国的整个大陆是统一了,但是中国也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对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国走向了一个绝境。就是你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上多次的一种,你说是宿命也好,你说是命运,这也是命运。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可能也是一种好的,就是中国人发现,我的现代化是这样的艰难,这个条件是这样的不好,人又这么多,资源又这么少,这个地球它能够分配的好的东西好像都已经分配了,强国都已经把它分配完了,但是我又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我又是一个后来者,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在地球上找到我合适的位置?
你就不能不赞赏邓小平所极力推动的改革开放,这个3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整个中国好像脱胎换骨了,中国积蓄了多少年的这种生产力像是火山一样的爆发出来了。当时邓小平也说的很坦率,他说中国已经穷了100多年,穷怕了,这个穷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穷,一个国家民族穷在国际上是没有地位的。
但是只经过了这样30年,中国就有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地位,而且我觉得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就是这种比较谨慎的、比较保守的这种传统的理财概念,我没有先用未来的钱。很多人都在讲,为什么中国能够独善其身?我想我们有几个基本的前提,如果我们了解我们就知道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肯定的,中国不是一个像美国、日本那样的发达国家,中国远远没有到那个程度。
温家宝总理也有句名言,你把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问题你把它乘以13亿,那不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吗?中国总是有各种问题,另外如果把财富除以13亿的话,那就是很少的,无论是产值还是收入都还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知道事情都是相对的,正因为中国还比较穷,中国还比较落后,按现代化社会的要求让中国来发展的话,确确实实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
编辑:王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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