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声扬:我们继续《时事开讲》,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终于出炉,他是美国Princeton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教授克鲁格曼,我们就他的得奖以及当中的含义请朱先生为我们分析。朱先生,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当中一直提到了金融海啸发生之后,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究竟会是谁,有一个很大的指标性的作用。今天他出炉了,您跟他也有一段渊源,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他的得奖有什么样的含义?
朱文晖:应该说他这个得奖是出乎意料的,我想大概可能全世界都知道可能有十来位经济学家是摆在那个地方的,就看在什么时机,这个时机对上了,他就拿到了。比如说这个诺斯93年获得这个奖的时候,他是研究产权的,他那个文章几十年前就发表了,就等着那个苏联、东欧解体的时候,来说这个产权的给他。
97年、98年这两届其实是最具有争议的,因为97年发生东亚的金融风暴,金融风暴的时候东亚这些国家,就说是这些金融大鳄把我们的经济搞坏了,所以当时诺贝尔奖非常坚定的是节了另外一方,是发明期权的两位教授,说你是错的,他是对的。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到了第二年有点过度了,过度之后就给了另外一位英国的教授,也是印度裔的阿马蒂亚·森,他是专门研究贫困经济学的,研究穷人的,作一个补偿。
到了今年的时候,本来大家都觉得可能几位获奖的,是研究高风险理论这些东西的,因为金融风险很高,但是都是和金融有关的,其实研究就是说在高风险当中,你看到的更多东西就是高风险当中如何去获得更多的利益,还是到那些情况去了,所以自然就落到Paul Krugman身上。Paul Krugman我在2000年左右帮他翻译一本书,他那本书叫做《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姜声扬:《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朱文晖:对,就是这个《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他这个书写的非常好,因为克鲁格曼我们中国的观众非常的熟悉,他在《ForeignAffairs》,就是《外交事务》写了一篇文章,说亚洲会出现经济问题,但是大家都不信,还有很多人去批评他,结果就出现了亚洲金融风暴。当然有人说就是因为他写的那篇文章,就唱衰了,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发现他的很多分析都是对的,有的时候他更多是靠投入,不是靠技术进步。
他做了一个比喻,说这个增长是靠汗水来的,不是靠灵感,不要靠灵感,要靠聪明才智把它组合起来,不投入汗水迟早会出问题。他其实在99年写的那本书,就是我刚才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当时没有实现的预测,他俄罗斯的危机,就是从索罗斯攻击港币开始,从俄罗斯的危机到现在的危机,就预计世界会进入大萧条,但是世界不但没有大萧条,反而进入一个空前的大繁荣。
所以表面上看他好像是错的,预测错了,但是我们现在说大家这几天都在讨论,是不是全球进入1929年到1933年的一个大萧条,所以这个方面看他又是对的,他又对了。但是就经济学的这种预测和时间有直接的关系,你可以做很大胆的预测,你今天不对明天可能就会对。
姜声扬:10年后也可能会对。
朱文晖:对,但是就是说他是往这方面走的,他获奖的领域在这些乱七八糟的column,就是专栏文章,或者是这种通俗易懂的读物,而且他对国际贸易的贡献,这个是他获奖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他对国际贸易的贡献,就是研究一个国家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其实是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它的后天形成的这个东西,或者政府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这里面也谈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处的,所以他这个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在研究这些方面,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也是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是决定了这次为什么会颁奖给他。在前几次节目当中都谈到,过去30年是经济全球化的30年,经济全球化有贸易的全球化,有金融的全球化。
但是这种经济全球化势必走到了尽头,势必要推导重来,在这个基础上什么是一种金融的新的秩序,但对贸易的全球化,现在没有人来关心它了,但是贸易全球化它应该还是要往前推进,包括WTO回合、多哈汇合的谈判。克鲁格曼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研究这些贸易全球化对世界人民到底有什么好处,然后对不同国家怎么进行福利分配的。
所以我感觉像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他,就表明一方面是要反思金融全球化它有负面后果,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贸易全球化,真正的全球化的推动还是有好处的,所以这里面可能就是评奖委员当中有一种struggle,在挣扎,在斗争,最后当然就给了他了。所以这个诺贝尔奖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它除了经济学家在经济学那个领域的贡献,有比较强的意识形态在里面,他还做很多社会和经济各种综合方面的考虑,包括政治的考虑,才颁给他。
但是从今天来看,他获得这个奖当之无愧,但我们回过头来看,就像这次的金融海啸,它同样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市场和政府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真的出现了这个Depression大萧条了,政府该怎么办?我这两天也反复在想,就是过去一周的股市大调整,它这里面其实两种力在起作用,一种就是市场信心的使市场失灵了,市场失灵会加速市场见底的一个过程,就是它会加速你的过程。
我自己的感觉,理论上说美国道琼斯的工业指数它跌到了9000点左右,它应该是比较反映美国当前的经济活动的。
姜声扬:但我们现在是跌到8000多点。
朱文晖:对,8000多点,后来石油价格回落,这个是跟美国的实体经济是比较符合的,11000点左右它是不符合的,所以一个星期就跌回来了。但是日本的日经指数跌到8000多点就很明显是超卖了,就是超跌了,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看市场的态度,但是政府不去干预它可能就会矫枉过正;另一方面就是说政府在什么时候去出手,去救它。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第一节欧洲政府那么管用这一下,而且如果它一个星期以前出来肯定不会这么管用,但是它可能是已经到底了,超跌一部分,你帮它可能就会反弹起来,但是我们说是在这次的过程当中,也可能还有下一次,它可能是曲折性的。但是这样它会对大家有一个心理承受能力,不会造成一个信心完全的崩溃,所以从这点意义上来看,我们也会从克鲁格曼的文章中再去观察政府和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不光从贸易领域观察,从金融领域也得这么观察。
姜声扬:是,您刚才提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现在看看在这场金融海啸当中,中国政府以及这个市场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稍后回来继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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