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声扬：温家宝的访美演讲，透露出他的治国理念，也透露出他重视道德。在面对中文媒体老总的时候，他又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和大家分享，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摘要内容。

温家宝提到，我再谈讯息公开，不是从原则和道理上去讲，而是从我实践中来考虑，因为要救人，就需要有救人的设备和专业的救援队。而公开资讯，而且直接向国内外发出邀请，大批的救援队伍就可以尽早地抵达灾区，更多的抢救人员。我们要相信大多数新闻工作者，会以他们的良知、同情，客观地、如实的报导灾情和我们抗震就在的情况。这就是我对记者的希望，也是对他们的要求。

邱先生，我们刚刚看到在这个摘要当中温家宝提到说，他以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在四川地震灾区的经历，感受到了资讯公开的一个好的地方。在此他似乎又点到另外一个期许，是对政府，甚至更宏观的我们可以说是对体制的一种期许，可不可以为我们分析一下？

邱震海：其实我们刚才讲到温家宝总理非常重视道德建设，而且非常重视资讯的公开，如果说这两方面是他从理论上进行阐述的话，那么刚才那段话，就是他从“5·12”大地震当中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刚才我们也讲到，其实无论我们自己的理解，还是总书记和总理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无数次的讲话都可以看出，其实在新闻监督、舆论公开和政府的工作之间不是对立的，其实它是一体两面，大家双方完成的是共同的使命。

其实如果双方能够更好的进行共同使命的匹配或者协调的话，其实社会成本可以减少很多。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毒奶粉事件，如果说能够资讯公开的话新闻监督有效的话，那么政府的压力可以减轻很多。第二个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5·12”大地震，由于当时资讯的公开，所以整个全体中国人的内心的善良在一夜之间就被呼唤出来。

大家都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就得益于资讯的公开，而这个在相当程度上是给政府的工作以正面的帮助，而不是一个负面的帮助。所以假如说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那我觉得就会非常正确的理解在信息透明、舆论监督和政府工作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如果说刚才这还只是我们自己的理解的话，那么总理这段话就非常明显的是从他自己在“5·12”大地震当中，切实的感受到了一个例子。

所以我觉得温家宝总理凡此种种，他无论是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还是跟中文媒体老总们的演讲等等，其实都透露出四个方面的信息。第一个是他个人的为人之道和执政理念，包括一切来自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第二个就是非常重视中国的道德建设；第三个非常重视民主和法制建设；第四个就是非常重视信息透明和新闻监督。

这四个原则应该说无论从大的理念还是小的氛围上来说，当然人人都明白，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在中国往往是做起来就很难，这是为什么？这其实涉及到一个体制的因此。这个体制我们知道在中国目前急剧而巨大的一个转型过程当中，过去是计划经济，现在非常迅速的变成一个市场经济，这个过程当中必须承认，很多东西是发展的过快了，过快了很多就在政治体制、行政机制上有些配套措施不到位。

其中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是很迅速的到位，这个中间产生的落差就造成一方面我们明明知道我们面前的路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有的一些习惯思维或者习惯的行为模式，留下的一些习惯动作，会往往成为我们的阻碍，譬如说一动不如一静，比如说稳定可以压倒一切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从中国的最高层来说，无论是胡锦涛总书记还是温家宝总理在内，我觉得都是非常的清醒的一批领导人。

他们明确的知道中国的路在哪里，而且也明确的知道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困境在哪里，要力排众议、排除万难去克服，这个中间当然有非常多的阻力。我认为与其说是个人的问题，还不如说是整个中国，我们面临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从温家宝总理在联合国大会和中文媒体老总们会谈当中所体现出他个人的一些思路上看到，我认为他非常重视信息透明。

其实我个人也是认为，如果说我们在政治体制过程当中需要一个以点带面来找出一个突破口的话，那这个无疑就是信息透明。因为事实上从刚才我们的阐述当中无数次可以看出，信息透明其实它对社会成本带来的这种危险最低的，而且它带来的社会成本是最低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如果说大家能够从上到下抓住这么一个信息公开，或者一个信息透明这么一个契机的话，我想以点带面来做一个尝试，也许不失为是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可以找到的一个切入口，或者一个突破口。

姜声扬：所以从温家宝演讲的内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呼唤、他的使命都已经清楚了，清醒的领导人知道路怎么走，但是路上的阻力很多，所以从上到下，你和我都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