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安全问题之本 新闻监督与道德重建
2008年09月16日 10:04 凤凰网专稿 】 【打印共有评论0

何润锋:欢迎回到《时事开讲》,安全事故接二连三,怎么解决?有观点认为,法律的严惩治标不治本,关键还是要靠道德的自律以及监督机制的完善。而说到监督机制,自然离不开媒体监督,相关话题,继续请邱震海先生发表他的观点。

邱先生,您认为这个道德重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这两方面的因素在安全问题的综合治理上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邱震海:我觉得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果没有这两个东西的话,说实在的,这个问题可以分两方面谈,一方面是机制,制度我们要完善,包括惩治的制度,包括安全检查的制度,包括惩治官商勾结、腐败的制度等等。但是上星期我们也讲过,如果说人最终是没有一个道德底线的话,他自己内心没有一种神圣感的话,他如果在金钱面前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话,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只要能够赚钱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你有再健全的法制有什么用?

况且假如说官商勾结、腐败问题不解决,缺乏一个独立监督的话,那么你关了又有什么用?他还可以放出来,你重判、重罚了有什么用?他还可以重新启动。所以这一切的关键问题还是就像一个人掉在水里一样,你到底是自己抓着头发起来,还是旁边有人拉你一把起来,我想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关键问题是如何在有一个我们强调一个新闻监督,新闻监督其实我认为要强调一种体制外的新闻监督,当然这个说起来可能会有一点谈虎色变,因为现在这个问题相当的困难,涉及到许多操作上的问题,但我认为大可不必谈虎色变。其实有许多的东西是我们已经在目前的范围之内,是已经可以做的。

第一个就是在新闻监督方面,我认为其实我们应该鼓励一些新闻工作者,或者培养一些新闻工作者,向着调查型记者的方向去发展,因为大部分的新闻工作者都是在事后报导新闻,事后评论新闻。但是有一些西方说调查型的记者,他可以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某一些他已经发现的蛛丝马迹进行调查性的工作,对后面的黑幕进行某种调查。

我们知道在以前很多西方国家,包括在美国,它的水门事件,把尼克松拉下来就是这样,包括以前在德国有一个叫马哈夫一个记者,他当知道德国的《图片报》里面有许许多多黑幕的时候,他就隐姓埋名、乔装打扮,扮成企业里面的一个雇员,在里面蹲了三到六个月,然后就写出一篇德国《图片报》一个惊心的黑幕,这样的事情非常之多。

所以我相信一定需要有一些独立的调查型的记者,能够深入第一线去发现许许多多的线索,然后或者是甚至也可以动用一些社法律保护的手段,像隐姓埋名或者乔妆打扮,扮成某一个雇员,能够接触某些惊天黑幕。当然这样说离中国的现实可能还是远了一点,因为这里面背后要使调查型记者能够真正成功,是需要一个体制的保护,也需要一个法制的保护。

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其实有一些严肃的、有正义感的记者,已经在向着调查型方向的记者在发展,但是他们工作的环境非常的困难,甚至说非常的恶劣。他们不但样承受来自自己上司的责难,甚至还要面对黑势力的恐吓乃至追杀。所以我想如果没有一个体制乃至一个法制,包括司法机关、公安部门一个整体的保护的话,你说在中国倡导调查型的记者这么一种工作,我想是天方夜谭。

但是我认为其实调查型记者的工作正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是非常需要的,而且其实他完全不用,说实在的,完全不用改变目前一个整体的新闻体制的骨架,你只需要对内部的某一些环节作出某一些调整就可以了。我相信中国许许多多的新闻工作者都是非常不但有职业道德、而且是有良知的,如果适当的放开的合,是一定能够短时间之内能够培养出一批比较有作为的调查型的记者。

而且调查型的记者我认为他在工作方式上跟一般的记者是完全不同的,他不是说是去听取某一个领导同志的介绍,他必须是自己去挖掘这个新闻背后的一些所谓的黑幕。如果说刚才我说的这个是新闻监督的话,只是某一个点,另外在道德重建工作方面,我认为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涉及到每个人内心,他有没有这种善意,有没有这种善良,每个人内心有没有一种神圣感。

必须承认,中国和西方国家相比,我们是一个宗教的色彩,或者宗教的体制不是很严密的国家,中国虽然有佛教、有道教,但是比不上西方的基督教来得那么严密。所以从古到今,中国人内心的神圣感,不像在西方人面对上帝是需要忏悔,是完全不可以说谎来得那么神圣。但是由于最近几十年各种政治运动、政治体制的破坏,其实中国人原来有的那些真善美的东西,被破坏的更加厉害,所以这就造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的虚无,道德的真空。

但是面对的情况,我认为其实现在要重建一个道德,适当的放开宗教,可以说也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请允许我引用一下去年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在有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宗教问题的会议上他的讲话。其实他当时也说了很多要适当的放开宗教,要给更多的神职人员一定的自由等等各方面,我认为非常好。这是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开会学习讨论宗教问题,我认为这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幸好意味着中共最高领导层其实已经认识到宗教在重建目前社会转型期当中的道德重建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或者角色。

另外我们知道,前几年世界佛教大会也在中国举行,但是问题是你未来如何操作,如何走,可能大家在观念上还有一些没有解开。我认为去年我记得在胡锦涛总书记在也许宗教讲话之后,我也提出过一个观点。我认为这里面有两个环境我认为可以思考一下,第一个是观念理清,第二个在操作步骤上如何做。

关键首先我们要看,其实宗教不光是包括天主教,总要也不光是北京和梵蒂冈的关系来得那么敏感,宗教也不光是像一些邪教,或一些膜拜宗教那样来得那么具有破坏性。其实真正的宗教它的本意是真善美,真正的宗教它的本意是呼唤人内心的善良。所以适当的放开或者有组织的进行管理宗教,其实它能够给目前这个中国社会带来的正面作用,要远远大于我们过去所认为的宗教能够带来的负面作用。

第一,它能够呼唤人心的善良,第二其实如果你传统的正教能够立起来以后,邪教自然也就无他的立足之地了。另外在具体的操作问题上,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说,有的适当的先放开,有的适当的可以缓刑。

比如说以东方的文化色彩上来看,道教、佛教、这是完全符合东方人的文化习惯,可以适当的予以放开。当然在基督教、天主教,包括某些地下教会问题上相对比较敏感,我想这可以一步一步的推开。总而言之我认为,道德重建离不开宗教,这应该成为我们目前大家的一个共识和一个基本的观念。

何润锋: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新闻监督要加强和培养、保护调查型的记者;另一方面,宗教信仰这根杠杆来加强道德力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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