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润锋：欢迎回到《时事开讲》，以黄毓民为代表的社民连在香港新一届立法会中占据了3个议席，由于这三个人一向言行出位，所以外界担心，他们的当选势必会给特区政府的施政带来挑战。何先生，您认为这个社民连在接下来的这个立法年度，将会在那些具体的议题上给特区政府带来挑战和压力？

何亮亮：我想许多是香港本地的议题，而且都是跟民生有关的议题，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新一届的立法会开会，优先讨论的是什么问题。但是我想比方说有一个问题，肯定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而且引起激烈讨论的，解决最低工资制的问题。最低工资的问题，比方说自由党为什么这次全军覆没，我觉得就跟他们作为资本家，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他们反对在香港实行最低工资制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香港社会发展到现在，我相信大部分人是同意用最低工资制的，虽然你说自由市场经济，我当时也在看这个问题，我相信工商界也有，工商界的说法也有他们的理由。你不能只从他是要剥削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他们相信在竞争的环境里面，让劳动力的价格自由浮动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这是他作为雇主，他作为工商界这样想是很自然的。

但是大部分的民众，特别是低收入者，他们希望有一个最低的工资保障，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决策就很为难。政府当然知道民意，但是我们知道香港这个社会，政治的权力、经济的权力实际上都是高度垄断的。一方面民众你有这个自由，有言论的自由，但是言论的自由包括局部的普选，他都不可能改变现在这种现状，所以造成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我说是一定程度上是藐视民意的。

所以有了比方说曾荫权讲的，他视民调为浮云，意思是说民调的结果对他来说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这个“浮云论”后来又引起了很多媒体的批判或者是讥诮。我想曾荫权其实还是对民调的高低应该还是在意的，但是他又要做出一幅不在乎民调，不在乎民意，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掌权者他肯定要关心民众在关心什么事情，不可能民众在关心什么，我无所谓，不可能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说到最低工资制的问题，如果最低立法会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肯定，像黄毓民、长毛这些人是冲在最前面的，会以最激烈的姿态来要求在香港实行最低工资制。而这个建制派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他们也有选民，选民大多数也是要求实行这个最低工资制的；而政府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工商界的利益，他们不希望，因为政府的态度是很明显的，是不希望现在就来实行这个最低工资制。

如果这个问题成为香港社会最大的问题，到时候你看，会有一番很激烈的争论，而这个民主党、公民党，由于他们的这种中产阶级的形象，由于他们那种总的来说起来比较温和的形象，无论是讲话还是他们的理论，都还是比较温和的。所以黄毓民那种非常激烈的言行，而且他这个激烈的言行不是说在街头抗争，那种示威游行的，街头抗争的那种激烈，而是他那种非常犀利的言词。

黄毓民在香港来说他比较特别，就是他既不像那些受西方教育的，比方像李柱铭，或者公民党那些律师们，那些人的英文是比国语说的好，但是这个思维也很受西方很大的影响。新民建联这边的这些也不乏一些好手，但是他们要支持政府，要支持政府执政，所以有时候跟民意之间也有一些差距。

所以像黄毓民这样的人，他反而就没有什么忌讳，他可以肆无忌惮的，而且是以民粹代言人的身份出现，黄毓民本人是一个反共不反华的人，我觉得他有这个特点。他经常发表一些言论，但是他在抨击台独，在抨击陈水扁的时候，也同样是非常激烈的。

他这样的一种角度，他这样的一种立场，就会使他一方面得到相当一部分香港民众的好感，也会使他未来在香港的政治生态当中，我想他会取代郑经翰。郑经翰也是名嘴，但是郑经翰和曾荫权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所以他虽然是泛民里面的一个名嘴，但实际上他已经是脱离的相当多基层民众的支持。

所以未来香港政府在施政各种法案，各种政策的时候，他要过立法会这一关，而要过立法会这一关的时候，我想他们首先面临的就是像黄毓民为代表的社民连这一批非常激进的，所谓激进的民主派，或者是民策派，我觉得讲民策派可能更适合他们这种身份，他们的这种地位，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部分民意。

不仅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总是希望改变香港的现状，他们怎么改变？他们能不能改变？而政府又如何来对付他们？一方面要有实据性，一方面又要在香港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我想对于香港政府来说，未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何润锋：所以简单来说，社民连的崛起，他一方面侧重的是本土议题，而第二方面他希望能够在特区政府未来施政中重视福利主义的这样一种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