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重商施政受考验福利主义猛抬头_卫视频道

港府重商施政受考验福利主义猛抬头

2008年09月09日 10:22 凤凰网专稿【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何润锋：欢迎回到《时事开讲》，香港的立法会选举民建联和民主党这两个最大的政党席位是此消彼涨，而自由党却在地区直选中全军覆没。全局结束之后，自由党的党主席田北俊和副主席周梁淑怡相继宣布辞职。

郭先生，您认为这样的选举结果，会不会导致个别阶层的利益被忽视？另外我们知道在草根阶层的代表，像您刚才说的黄毓民，这样一些代表的当选，这样的结果如何影响特别政府未来的施政？

郭一鸣：我想首先是这样的，自由党的两位政府党魁在这一次的直选都下马了，事实上这次自由党派出了4张选票，在4个选区争取，结果一张都没有拿到。应该说这次是自由党创党以来在选举中受到了一个重创。很显然，其中这两个人，田北俊也好，周梁淑怡也好，都是很资深的议员，尤其是周梁淑怡。

她在回归以前的立法局，一共有27年的经验，是相当资深的一个议员，他们这两个人即将结束他们的生涯，此消彼涨，自由党由过去的立法会的席位减少到今天的7席，而且直选一席都没有，相对来说代表草根的，代表基层的立法会的议员，在通过直选上来的是增加了，这就是此消彼涨。

在立法会的议事堂里面，商界的声音相对会减少，而代表基层的，代表草根的声音会增加，这是肯定的。过去香港的议会大家看到，因为是保留了一些英国议会的传统，大家在互辩、互动的过程中，以前都是点到即止，都是温文尔雅的，都比较理性的，结果没有像台湾那种激烈的集体冲突，没有。

即使上一届有了个长毛梁国宏的这样一个街头斗士进来以后，但是还有一个范徐丽泰作为立法会的主席，她还能够压住这个局面，能够把这个长毛给管住。这次你看，多了一个社民连主席黄毓民，这是一个名嘴，口齿非常伶俐，非常善辩。而且他街头斗士的风格也是非常明显的。

他进来以后，他就增加了街头文化的分量，相对来说，这些商界，这些资深的英式培养出来的这些议员的文化，在逐渐的减少。刚才讲的这两位，田北俊和周梁淑怡，还有民主党的李柱铭，还有上一届立法会的主席范徐丽泰等等，这些人都是过去从港英时代的立法局过度到现在的立法会的。

他们过去在英式议会的这种传统，他们都是一些很典型的议员，随着这一批议员的退出议会以后，未来香港的议会文化肯定会改变。另外，除了议会的文化会多一些街头文化以外，还有的就是说对于政治的诉求，尤其是对政府的压力，会提出一些，包括福利主义的东西会抬头了。

因为代表草根的阶层这一次除了黄毓民以外，还有代表工薪阶层的工联会，就是左派的工人团体，还有接近民主派的功能。在他们这批代表工薪一族的这些议员，他们构成了一些相当大的一个力量，未来会包括在一些最低工资的立法、养老金、生活金的增加、全民退休保障等等这样一切福利的议题上，肯定是会给政府构成相当大压力。

当然过去香港的传统，过去的施政无论是港英时代，或者回归以后，都有这样一个体向，就是施政体向于向商界倾斜，保护比较利益的倾向商界倾斜。这也是因为过去香港没有什么资源，过去就是经商，所以有时候就会明显的造成一种政策或者施政比较倾向于，或者倾向于商界的利益。

这些也是回归以后，有了选举以后，经常会提出来所谓的官商勾结，所谓的保护重商主义，这样的问题，会受到民主的构力和指责的这样一个原因。最近我们也看到有些团体提出来，大型超级市场的价格垄断，很贵等等这样一些武装都已经浮现了。这就是事实上长期存在香港的这些商界的利益，比较凌驾于民众的、草根的利益，这个情况。

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香港的贫富悬殊这样的一种现象，事实上随着香港社会的不断发展，所以他不断拉大，而不是缩小。这样一种现象导致到为什么会像一些代表草根阶层的这样一些议员，会被民众送进议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原因。

所以未来我想在议会里面会跟更多的听到要求增加福利，要求改善民生，要求政策从重商要向民众，向草根倾斜的这样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当然一方面是会更多的追求社会的公平，但是另外一方面会不会未来对于香港的这样一个过去注重商业发展，注重自由市场的这样一个传统的社会，会不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如果说在往前跨进一步的话，会不会形成一种追求福利主义，或者依赖政府，这样一种倾向会不会成为一种主流，这是要关注的一个地方。未来我想香港政府如何跟立法会的这些代表草根基层的这些议员，以及商界的议员进行互动，保持一个相当比较合理的一个平衡，这是考验未来香港政府施政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何润锋：所以这次选举的结果从表面上来看影响的是各党派实力的变化，但是同时实际上也影响了重商主义和福利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施政理念的此消彼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