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在他的言论当中，体现出了政治和责任，这是台湾著名的作家柏杨先生生前所说过的一句话，柏杨先生是在上个月的29号在台湾去世的，享年88岁。

在中西文化不断冲突的今天，我们如何来纪念柏杨，如何来审视他独立批评人所特有的魅力的性格，我们今天就这个话题请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为大家做一个分析，你是怎么看柏杨的？

邱震海：对，柏杨这位老先生是一个文化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散文家、杂文家、作家、史学家，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些都不足以来形容或者描绘他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影响。

一言而蔽之，他的影响就是刚才你说的，他的知识分子那种独立的人格。具体来说，就是他的批判性格。我注意到在柏杨老先生去世之后，有人说了一句话，他说，批判性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最缺乏的东西，而恰恰也是柏杨身上最闪光的地方。

我想这句话非常之深刻，柏杨先生他之所以，他的深刻或者他的批判性，我想主要是由于他的那本书《丑陋的中国人》，他对中国文化的特质，以及对于中国国民性格，有些人说对中国的国民劣根性用了一种非常辛辣、讽刺，而且非常刻薄的笔调来予以刻画。

当然，这里面我之所以说的辛辣、讽刺或者刻薄，我想也许有的人会不太同意，包括我们自己每个人在看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丝丝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我想，舒服不舒服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在今天纪念柏杨老先生的时候，我们大家如果再重新读一读他的著作的话，也许你会不同意，但是我希望每个人沉下心来，也许能够找到一点启示。

我们在这个时候纪念柏杨老先生，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几天前刚去世。另外，我想跟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大家在中西风波过程当中，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沉下心来进行一些反思，可能或多或少有些关系。

虽然这两件事本身是独立的事情，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我想在刚刚过去的，或者现在还没有完全过去的这场风波当中，除了西方人的傲慢，那么我们自己，我们的国民在处理我们自己国民的感情当中，是不是有一些难以控制的地方？或者我们有没有一些连我们自己都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一些东西呢？是不是跟柏杨老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特质里面某些东西，似乎有一些内在逻辑，我想这是一个命题，这是我个人给它提出一个命题，也许拿出来供大家一起思考或者讨论。

这几天有几件事情，一个是奥运倒数百天已经正式开始了，我想这是作为每一个华人，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感到非常自豪的东西，而且现在很多人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第二，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中西风波现在刚刚开始有所平息，还没有完全平息，但是一方面是我们大家，东西方人们沉下心里来都在或多或少进行思考，另一方面很多深沉的东西还正在进行发酵。

比如说，最近从韩国的媒体报道，当然我们强调韩国媒体报道，说前几天在奥运火炬在首尔传递的时候，中国留学生为了护卫奥运火炬，一定程度在韩国首都首尔也显示出了一定的暴力行为。当然，这种暴力行为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来说，首先他是正义的，用意是善良的。

但是，我想用意的善良不能完全用来解释他的暴力的合理性，本质上是两个不同概念的问题，这个背后又显示了什么？为什么一个善良的东西，走过一步，过了这个度以后就变成一种，反而是对自己的国际形象不利的东西。

我想归纳起来，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底如何看奥运？这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思考的问题。我记得最近几个星期我连续不断地在这里发表我个人的一些浅见。

我认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中西方之所以有这种种种的风波，其中最最主要的一言而蔽之，我们可以说是东方的悲情遇上了西方的傲慢，或者西方的傲慢遇上的东方的悲情，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产生。

但是我想这个真理和谬误，往往是仅一步之遥，我们的悲情如何处理我们民族文化遗产，或者民族精神财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悲情，这个悲情我们如果处理好的话，是我们未来振兴我们民族一个非常积极的、正面的一个原始动力；但如果我们处理不好的话，使这个悲情里面，使悲情变为一种狭隘的悲情，那我想一步之遥就会走向谬误了。

郑  浩：嗯。

邱震海：同样我们是正当的爱国，爱国的元素的话，我想在每一个民族当中，尤其像在中国这么一个非常，过去几百年受西方奴役的这么一个国家，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财富，但是过了一步使它带上了某种，以前我一再讲过的，某种不理性的成分，乃是一些暴力的成分。

像在韩国首都首尔这样的话，我想这个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为谬误了。现在关键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东西？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吧。这些原因一个是我们大家，中国跟西方相比，你看及时是现实，西方，西方的一流的知识分子他都没有办法面对中国这么一个崛起的庞然大物，都没有办法处理好他们自己的情绪当中的很多东西，更何况我们自己，中国跟西方，毕竟是现代化发展程度两个不同的，两个民族和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的管理水平，我们的现代化的水平，包括我们由此而带来的我们的认知水平，跟发达国家会有一定的，会有一定的距离，我想这是硬件上的，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等等，媒体文化也会有所不同。

但是我想指出的是，也许我们为什么难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为什么我们往往有时候中国人，一个很正面的东西，由于我们自己的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者难以走出我们自己，相对来说比较狭隘的情绪，乃至一步之遥就走向谬误，一步之遥就了这个度，使原来本身蛮正常的一个，蛮正义的一个事情，变成了某些值得人们反思或者批评的东西，我想这里面可能或多或少跟我们文化，我们长期以来我们流传下来的文化上的东西有关。

而一旦进入文化层面，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纪念柏杨老先生的地方，柏杨老先生过去几十年他一直在思考的，中国文化特质上的某些东西。我还是强调这个是柏杨老先生他的个人一个观点，他的《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1985年9月份出版之后，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是掀起了一股飓风。

当时的中国大陆也是正好在面临一个现代化进程，面临思想解放、思想开放的时候，但我想，今天过了20多年，我们再来看这本《丑陋的中国人》还是那句话，也许我们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想，就是我们沉下心来，看一看里面是不是有某些值得我们来反思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柏杨先生他的对中国国民性，对中国文化特质的反思，我想只有鲁迅能够跟他相比。

当然巴金他是一个文学家，他有另外一种的贡献，但是我想巴金以前我记得是前年，巴金老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也在这里讲过，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巴金，一个是作为文学家，有良心、讲真话的巴金；另外一个1949年到1979年当时作为一个官员的一个巴金。

但是柏杨和鲁迅只有一个，你看柏杨和鲁迅始终如一的就这么走过来，当然以柏杨先生他的个人的话来说，他说这个也是有一个客观的原因的，如果说在另外一种政治环境下，也许也会有两个柏杨产生。

郑  浩：对。

邱震海：我想这是可能历史的因缘际会，历史的风云给我们产生的一种思索，但是后面我想，不妨我们大家沉下心来重新来回顾一下柏杨老先生说的丑陋的中国人他到底是如果来，非常刻薄、非常冷静地来审视中国人的国民性。

郑  浩：对，你刚刚也提到了鲁迅和其中的两个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绝不粉饰帝王，而通过自己的笔来揭示人性的丑陋和社会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