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播：周二至周六05:20-05:50    周二至周六11:02-11:25

鲁  韬：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宣布，因为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辞去北京奥运会的艺术顾问一职，北京如何回应西方的压力？你认为他的这个提出的理据是否站得住脚呢？

邱震海：斯皮尔伯格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导演，他的《辛德勒的名单》和前年的《慕尼黑》都是大片。所以本身应该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各地都有享有很好的声誉。

那么他去年被聘为这个北京奥运的艺术顾问，正式的聘书也发了。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就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主要是来自西方一部分人权组织的压力，就要求他，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你看他拍的片子，无论是《慕尼黑》，当时是讲1972年，当时慕尼黑奥运会的一些事情。然后他讲《辛德勒的名单》，也是讲辛德勒怎么样去这个帮助犹太人，所以他本身是犹太人。所以他对于这种所谓的比较，相对说我们打引号说，比较有一定的正义感。

像这么一个有理想色彩，又有一定正义感的导演，在西方国家又是享有国际声誉的。自从他担任了北京奥运的艺术顾问之后，就一直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具体来说就是许许多多的人要求他，通过他这个位子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政府改变对苏丹的一个立场，都是达尔富尔问题的立场。

鲁  韬：这个里头不可避免的涉及到这个北京和奥运，和苏丹达尔富尔问题。

那么这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能不能简单的回应一下？

邱震海：其实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政府已经回应了西方的要求。

我们知道中国跟苏丹，相对来说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合作关系，这里面有能源上的合作，也有经济上的往来，那么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合作。

当然苏丹它就达尔富尔问题，是有它的一个基本的根源，这并不是中国想要它怎么改就能够怎么改。所以这一点就包括其他的一些好莱坞的导演，包括其他的一些欧洲人士，包括英国的一些政界人士，也已经明确认识到这一点了。所以他们说完全要求希望解决达尔富尔的问题，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中国政府身上，希望向中国政府施加，然后向苏丹政府施加完全是不现实的。

所以我想西方它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我本人认为，在西方的现在所谓的北京奥运，来自西方的压力，无论是各方面，针对中国人有人权的压力，是吧？在中国所谓的国际责任，是苏丹达尔富尔的压力，包括北朝鲜、伊朗等等的压力。

基本上所有这些西方压力，我看基本上无论是他们的立场宣誓，还是他们的动机，或者他们本身的一些人的组成，我想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就事论事的，我称之为务实派，就他确实认识到某一方面是有问题，比如说中国国内有一些比他们眼光看起来，所谓人权的新闻自由的情况，那么以西方的眼光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一个改进的必要。但是，他们背后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目的的。所以我称之为就事论事派，或者换言之叫务实派。

第二种是相对来说，理想主义色彩比较重的。这种这部分人在西方占有绝大部分的比例。你比如说尤其在欧洲，一些艺术家，包括在一些新闻团体里面。因为西方人他相对来说，他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公民自觉这个的东西，是跟他没有实际利益的，所以相对来说他理想色彩比较重。

以前我也讲过，在欧洲、在德国、法国、在马路街头，假如你去说西藏独立，一般的欧洲人他想都不想马上就会签名。但是如果你详细的告诉他西藏是怎么回事，西藏跟中国的历史渊源关系怎么回事，他们的理性又会重新占上风。

所以我称之为，这部分人称之为理想派，理想主义色彩。所以我认为斯皮尔伯格，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又享有国际声誉的，又有艺术情节，人性、人文色彩的人士，他属于这第二部分人。

然后还有第三部分人，就是战略第一派。就是不管你中国怎么做，不管你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或在人权问题上，在奥运问题上，哪怕在政治体制问题上，你如何回应他的要求，只要你这个国家在崛起。就像今天俄罗斯一样，就像当年西方对俄罗斯一样，只要你这个国家在崛起，只要你的综合国力对他的国际地位构成一种潜在竞争，那么你就是他的潜在对手。所以我认为，其实西方对中国的压力当中，现在在奥运问题上恰如其分，这个三股力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那么像斯皮尔伯格这样一些人士，他身处西方世界当中，自然也受到，无论是来自务实派，还是来自战略第一派，还是包括他自己内部阵营的。虽然这个三个阵营只是我们的分类，他们之间并不是这么这个泾渭分明的。种种的压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今天的新闻是说斯皮尔伯格，他在承受了包括好莱坞的一些明星在内的，长达几个小时的质问之后，最后他提出了请辞。那么证明他这个左右为难这么一个处境。

鲁  韬：这里有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现在北京奥运会只有不到六个月。

不到180天，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在这六个月里头，做好这个应对西方，这方面的压力的工作？

邱震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现在应该有5个月的时间了。那么从过去北京在筹备奥运将近6、7年的时间当中，应该说相当程度已经回应了西方，无论是就事论事，务实派的，还是理想色彩派的一些压力。

比如说就国际责任，比如说就国内的新闻开放等等。这个是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可以做到的。这个部分是跟西方国家，跟西方世界产生一种良性的互动。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值得肯定的、长足的进步。但还有一部分是中国目前，超出了中国力所能及范围之内的，或者是超出了中国目前能够承受的。

你比如说你要求中国进行西方标准意义上的这种政治体制改革，这完全不现实。是吧？还有一种是完全是他背后有一些战略敌意的，战略企图，那中国更不可能回应的。所以一言以蔽之，无论你中国怎么做，你都无法完全满足刚才我说的，这个三部分西方势力的，他的所有的要求。

所以既然这样的话，在未来五个半月时间里，我觉得中国其实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比如说就达尔富尔问题，比如说就其他一些问题，进行全方位的一些政治的回应，其实完全没必要的，也没有可能。

相反我觉得现在我们要树立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我们如何面对来自未来五个多月，一定会有增无减的来自西方势力的，这个三股力量的混合起来的对中国的压力。

你比如斯皮尔伯格走了以后，那西方国家未来几个月对中国达尔富尔问题，一定会有更加强烈的压力。比如说北京奥运是一个非常开放一个国际场所。那么也有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士，他包括会以旅游者的名义会进入中国。当他以旅游者的名义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警方是不能把他拒之门外的，而且你查也查不出来的。

那么，也有可能他在中国会上演一幕又一幕的，所谓的抗议的行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我认为中国方面在未来的五个多月不可能，也不现实全方位的改变策略。但是我们的公关的态度，我们面对这种东西心态是可以改变的，一言以蔽之。

第一必须用开放的心态，第二必须透明的机制，第三必须轻松的心情。所谓开放心态，我认为不要去惧怕这种东西，是吧？这个在西方任何一个世界，他举行一个大规模的世界活动的时候，包括WTO，包括这个奥运会，同时伴随着许许多多的示威游行，抗议行动，这个非常正常的。

你如何去面对这样一种东西，当你惧怕他的时候，他真的成了。当你以开放的态度，以透明的机制来进行回应的时候，他只是成为多元社会当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之所以说透明，之所以说透明我认为，其实对于中国在海外公关方面，我们可能比西方国家，应该予以足够的解释。中国确实在这个苏丹和达尔富尔问题上已经有所提高，有所这个进步。但是非常重要的，我是认为对中国国内的人民，其实我们也要进行思想准备方面一些，思想准备吧。

第一，告诉他们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其实已经具有了相当多的回应，包括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上。那么假如说人民了解的所有的真相之后，我想每一个人民都是热爱自己祖国的，都是非常希望北京奥运能够办的既圆满，又成功。同时又未来能够向世界面前，树立一个现代开放和开明这么一种形象。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即使在今年7月、8月、9月那些时间里面，有一些西方人士以旅游者的姿态进入中国的话，我想了解真相的人民也不会支持他们的。所以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反而会以轻轻松松的心情。所以我认为基本上是以开放、透明和轻松，也许是我借今天斯皮尔伯格辞职这么一个小的个案，看看中国未来五个多月如何回应西方压力。我们可以深发出来，发展出来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