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1：陈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认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在90年代之后，有什么现实意义？

陈：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的那种承担对于今天当然还有很好的启迪的作用，这里面包括老师也包括学生，刚才我说的，像五四那代人的老师和学生表现略有不同，他们互相之间，比如说北大的教授们，他们发挥了很好的铁肩担道义，妙手绣文章那样的功能和作用。可以这么说，随着社会进入一个，我们说经济社会以后，我们各自的取向、趣味跟那个时候会有差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那种精神能否普遍得到认可，我不敢说，但是以我在北大的教学的经验，学生中这一类的热情依旧，你要是看，比如说我说很明显的，我们国家认可的、政府认可的、鼓励的一些政治，工作的时候，包括我们所说的奥运会期间的学生们的志愿者，也包括地震的时候学生们的表现，也包括老师们的表现，诸如此类，在现有条件下他们都能呈现出他们的热忱和那种承担的意思，所以不要埋怨那些人整天厌世，随时他们可能脱下他们的外套，走进你所需要的那个岗位。

提问2：听了陈老师的演讲，我觉得自己对五四也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有人说五四以后中国的历史是丢弃传统的，是一个被，就是两种西方思想所统治的这种历史，那么其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其二就是西方经济理论，那么我想问一下陈老师，您对这样一个说法有什么样自己的看法呢？

陈：总的来说，19世纪后半期起到今天为止，这160年间，西学大潮席卷中国，这是一个大势，我想我们不用怎么研究也能明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经济大潮，包括你说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会在当下会有作用，我们要追问的是这个问题，你不能抱怨，说为什么是你们，为什么不是我们，我想说的是，其实不能说五四的那代人完全地抛弃了传统，我做了一个讨论研究，其实你会发现，二三十年代以后，对传统中国的学术文化有投入巨大的热情做研究，而且有大成果的很多是五四的时候的新文化人，你回头去想一想，从老师一辈的，胡适啊，鲁迅啊，老学生一辈的，像傅斯年、俞平伯、顾杰刚等等，其实批判反省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批判没有反省，整天接受、整天维护，他走不出来，刚才我说，为什么《国故》的反而表现不如《新潮》的，将来我说的《新潮》的同仁很多人是做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他们有成绩，他们走过了这一场批判的洗礼，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没有经过洗礼的《国故》来说反而是一个遗憾，所以我说的第一个问题，五四那代人，他们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当然偏激、失误，没问题，但是大的方向不应该被否定，更不应该被作为20世纪的今天，中国因为经济发展起来，大家自信心起来以后，反过头来批评他们当初的举措，当然我可以明白说，确实五四以后，这90年间我们对传统的理解有偏差，但这不完全是五四新文化人的责任，日后很多，比如说政治家，比如说普通百姓，我们也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应该说的，不应该说为什么你们占主流，我们应该说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主流。这样的论述会更合适一点。

提问3：陈老师给我们从中文系办了几个杂志，给我们完全展示了整个五四的一个全貌，我也想从中文系的几个杂志入手来请陈老师评价一下90年来五四的发展。那么我想从最近的一些《北大青年》，就《北大青年》发表了一篇06级本科生的一篇文章，就是《五四精神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这位同学他从课本上读到了陈独秀谈德先生和赛先生，他说五四精神是对不满现实的一种反叛，他的解决方案是要从理性化和五四理论，从理论到实践，五四的精神要从小事做起，谈这个，这是《北大青年》。那么我正好看到了陈庚先生对《北大青年》，最近一期《北大青年》那个题词，陈庚先生这个题词，正好我在57年的《红楼》第一期也看到，他这个题词就是，原词我记不太清楚了，就是聆听红楼的钟声，再一个，年轻人要保持一个诗人般的年轻的心，最前面的，我就想起了《红楼》这本杂志，然后又想起了傅斯年他们办的《新潮》杂志，有人说这么个观点，就是从57年以后，5。19以后，57年的5。19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五四精神已经丧失了那种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为昨天我正好在看陈寅恪先生的文集，他的文集的题目就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想请问陈教授，就是关于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陈：关于这些杂志之间，五四青年，北大现在办的一个学生刊物，我没看，所以我不敢说这位同学的文章写得怎么样，至于你点这几个杂志之间的联系，你可以说它们都在回应五四的那个精神，中间我知道你想表达的，以及57年以后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的某种意义上的失落，想谈这个问题，然后以这几个杂志来谈的话，串不大起来，但是我同意你的思路就是，57年以后的，就是反右以后的大学校园里面，存在了某种缺陷，但是我记得胡适有一句话，60年代他在台北的时候，人家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怎么说都行，因为你是大人物，你有言论自由，我们没有言论自由，然后胡适说，我的言论自由是自己争取来的，而且是一点一滴打出来的，不是人家恩赐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实政治对书生的情怀会有某种限制，而我们的工作不是抱怨，用我们的力量一步一步，一点一滴拓展我们的思考、表达的空间，这是我想说的话。

王鲁湘：就是那个北大同学在那个刊物上的发的文章，一点一滴做起，可能也包括胡适的这个意思，一点一滴地去争取。

提问4：陈老师刚刚提到，就是五四运动的精神最重要的是思想的启蒙，文化的革命，以及政治的抗议，很显然就是当代的中国仍然还要继续进行着那个思想的启蒙跟文化的革命，那我想请问陈老师就是，当今的中国思想启蒙以及文化革命的方向是什么？

陈：这是没办法回答的问题呀，同学，你让我指方向，是很。

提问4：您认为呢？

陈：因为，是，我可以告诉你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相信以我自己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那个趣味，我对那些指方向那个工作不太感冒，而且我觉得那有点像《人民日报》社论，不是我说的口吻，我要在课堂上这么说，学生会笑我的，说你在这里飞手指方向，学生们根本不理你，所以也许你要跟我讨论具体问题还好，你要让我来指明思想革命应该往哪走，或者是文学革命应该，下面应该怎么办，我可能没办法实现你的那个目标，所以能否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回答了，好不好？

提问5：现在有些学者认为，就是说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其实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毛泽东他作为五四青年一代，他其实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是思想政治以及文化运动的一种集合，在毛泽东心里，他受到这个五四运动影响之后，他一直在想到就是在完成了这种社会革命之后，还再要在每个人心中，在每个人脑子里完成一种思想革命，所以他在，就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他想着这个他的革命并没有进行到底，万里长征才进行了第一步，他要在每个中国人心中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思想，就是在那个人的思想上来一个整个一个革命性的颠覆，所以他发动，利用他掌握的这种政治权力，他发动了他心里想象的那种就是所谓的文化革命，那我想请问，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您认为那个新文化，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陈：这个问题因为这些年谈得比较多，好多学者们已经做了研究，我大概没办法说出什么新的东西，但我想说两点，第一点是，五四，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现代中国史上一次锻炼，或者是对于以往的进程一个背叛，这点是有共同之处的，但是两个运动或者两次锻炼各自的方向不太一样，各自的用来打倒此前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那个武器也不一样，这一点的话，今天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很难再把五四和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就是我说用来打倒那个以往的道德是什么道德，用来打倒前面的文化的是什么文化，这一点有很大的不一样。而我特别感慨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现在不是你一个人谈，这几年有好多人在谈，而且好多人在反驳，而我反过来想解释一个问题是，或许我们年轻一代对文化大革命太陌生，所以我说的是，五四是可以允许你一说再说不断说的话题，而文革现在还不是一个允许或者鼓励你认真探究的一个领域，这样以后就会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说在流行，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我承认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的能量正面反面来看，我们都必须认真地面对，跟五四认真对话，也跟文革认真对话，可现在没有建立起一个很好的平台和管道，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地展开对于文革的敲打、诘问和阐释，所以就会不均等的两个对象，一个从过去十天就开始不断说说说，说了90年的一个对象，一个是已经结束了，66年到今天，30多年。这个进程我们没有很好地清理，没有很好清理的话，就会有一大堆的说不清楚似是而非，假如你要找口号的话，我很容易找，在哪个朝代，哪个时期，我都能找到一些相似的口号拼接在一起，说是不是这两个是一样，而这样的拼接意义不大，所以我说的是，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对于文革的很好的阐释和论述和传播。就是这样。

王鲁湘：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精神思想和文化的一座高峰，当岁月将五四运动与我们时间越拉越远时，追忆五四，尤其是追忆它实实在在的内容，就变得格外地重要，因为沉入历史，才会更好地理解今天和想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