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回到这我必须理解说，这一段历史很大程度是当事人的叙述完成的，关于五四的历史建构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当事人在五四运动结束不到两个星期，我们就开始学五四运动史，当五四运动那一年，我们就开始出一本五四那本资料集的书，以后每年都纪念，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的故事，一个事件还没落幕，我们已经开始给它历史定位，然后一年一年到今年90年，我们还在说故事。在这里面当事人的叙述很重要，这里面涉及到两批人，这两批人，他们的追怀、纪念、阐释都因应了国共两党的政治以及海峡两岸的时事的展开。从南京到重庆、到台北的傅斯年、杨亮功、成舍我，以及其他人，还有在北京的许德珩、杨振声、俞平伯、罗常培、郑天挺这些人，两批人，他们的五四叙述完全不一样，何为五四真相，谁是五四运动的主力以及如何阐述五四精神等等，在很长时间里面，起码在半个多世纪里面，一直是争论不休，而这背后是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好在这些人大都延续青年时代的梦想和追求，即便是有很多很多论争，基本上也都守住理性的边界。可以这么说，这些好胜的同学少年，事隔多年，不断穿越历史时空，以永远的五四对话让我们领略什么叫历史的魅力以及思想的力量。

我们知道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确定五四为青年节以后，我们每年都纪念，这个时候台湾的以及国民政府他们如何来看待这个事件。相对的陌生的，那些到了台湾的五四老人，他们怎么办？傅斯年是游行总指挥，日后一度代理北大校长，到了台湾以后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1943年在5月4号，在重庆《中央日报》，这是国民党的党报，那里面再三说，我们必须理解五四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全盘的检讨以及积极地介绍西方文化，我觉得到今天还有意义，以前五四有不虞之誉，就是它的名声太大了，大到有点超过实际，现在又遭逢不虞之毁，很多人批评五四，两者都不应该。1943年5月4号，为什么？因为共产党把五四定为青年节，大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关系，因此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他们很被动，这里面的五四的老人们出来说话了，当年五四那么夸耀是不合适的，今天你们来抵制五四也不应该的。

另外一个罗家伦，罗家伦介入政治更深，留学回来以后当过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日后到台湾以后更是任党史，就是国民党的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的主任，以及国史馆的馆长等等，我们知道罗家伦，我们五四运动命名可以说是罗家伦的命名，因为1919年5月26号他就开始写《五四运动的精神》这篇文章，第二年他又开始写《我们学生运动成功失败的总结》，那里面特别强调一点，用黑体字印出来，我们文化运动的目的是什么，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这个思路当然是胡适的思路，也是《新潮》同仁的基本思路，这与政治革命为主的《国民》是不一样的。

50年到了台湾，那个时候台湾国民政府谈五四是一个禁忌，而罗家伦写文章说五四的真精神，讲五四运动不是背后有政党政团在指挥，没有的，基本上是学生们的自发的爱国热情起来的，然后反过来批评国民政府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刚刚定都南京，好几年内，我们还是纪念五四的，可是后来复古的风气越来越浓，而且害怕的狂潮，怕学生们又上街，怕赤色狂潮。我们禁止纪念五四，罗家伦说这是大大地失策了，另外两个人也是北大国文门的学生，他们怎么看。

成舍我，是北大国文门1917级的学生，著名的近代报人，办了很多杂志、报纸，这位先生到了台北以后继续办报，现在的世新大学就是他办的。1966年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五四运动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的综合体，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现代中国。但是到了台湾以后，台湾政府不敢纪念五四，但又不敢完全地忽略五四，于是就给五四定为文艺节，他说文艺节，这个名头下五四的纪念就这么过去了，可是作为五四老人我再说一句话，我们的五四不仅仅限于文艺，更主要是思想，政治和社会运动。

历史狂涛中，谁被记忆，谁被遗忘？五四的丰富多彩该怎样理解？五四的历史场景该如何重构？五四老人们给了我们怎样的感动？

说这些问题我想回到关于三个杂志。当年鼎足而立的《新潮》、《国民》、《国故》，今天所有的追忆文章只有《新潮》和《国民》，《国故》哪去了？《国故》为什么不被追忆？除了这个杂志被定位于反对新文化，成了一个反派的角色，当事人即使参加也不愿意说。第二个，当年《国故》的同仁绝大部分日后没有很好的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他们今天，包括我所说的四个当时的创办人，俞士镇、薛祥绥、杨湜生和张煊等等这四个人，我来查他的传记材料，基本上查不到，他们已经被湮没在历史的狂涛之中。可以这么说，正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表现，正因为这个运动，这个杂志被定位为反派，因此两者相辅相成，导致过了若干年，20年、30年、60年、90年，90年后的今天，关于《新潮》的追忆很多，关于《国民》的叙述也很多，唯独没有关于《国故》的详细的资料保留下来。其实不能说《国故》那些人的说法毫无道理，今天的叙述把它纯粹作为一个反派来论述是有问题的。

其实新文化运动包括正方也包括反方，包括提倡新文化的也包括反对新文化的，这才构成了完整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中的提倡新文化的和质疑新文化的，同样是《新青年》的同仁。同样道理，1917、18年代的，一直到1919年，这几年的北京大学里面的思潮涌动，不能只叙述《新潮》和《国民》而完全忽略了《国故》。《国故》那种追求保存固有的中国文化，接受西洋文明，目的是为了保存固有的中华文化，所谓（倡明国粹），日后在具体实施中碰到一些障碍，但不等于他们的努力毫无意义。可是今天关于《国故》的所有论述，主要人物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一是被遗忘了，即使是参加了《国故》的人，日后也不愿意说，比如罗长培。罗长培是当年的《国故》里面一个人物，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也是一个人物，他负责文读，等于是秘书方面的工作，他是北京大学国文门1916级的学生，日后我列了他五六篇文章，他50年代以后，40年代，到美国教了书以后回来，50年以后进入新政府，后来当中国科学院的语言所的所长，帮助制定语言政策等等，也是政协委员等等，所以他每年也有责任要来回忆五四，回忆的时候，他只字未提《国故》的事情。到了写自传，照样不会提到这件事情，换一句话来说，罗长培先生，他日后不会追忆到当年他参加的那个《国故》杂志，他追忆什么，追忆40年，他在西南联大和闻一多一起发起纪念五四的文艺晚会以及他的开幕词等等这些。换一句话来说，谈五四他不会谈《国故》。

时代大潮浩浩荡荡，自有其合理性，对于当事人来说，被抛离主流，抛离主流，长期不得志，即使你有业绩，也不会被注意，但是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理解五四的丰富性，警惕成王败寇那种思维模式和历史书写。五四是不是激进？五四当然激进，不激进怎么能冲破各种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禁锢和牢笼。不过我想提醒诸位等人，五四运动中，并非只有激进一派，不管政治、思想、社会、文化都不仅仅是激进，有中庸的，有保守的等等，所谓左中右，这个论述都有，其实都有，当然不涉及具体内容，我用三个词来概括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生喧哗，第三是声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每一种力量都有生存的空间，而且得到很好的开展。这样的机会其实是千载难逢的。不过经由一系列的对话和洗涤，有些东西留下来了，有些东西遗忘了消除了，就好像我说的五四中间的《国故》被我们作为派定一个反派的角色，而彻底地遗忘了，这是不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