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追问的是，本来是五光十色的北大学生，日后何以以激进著称，历史选择什么道路不完全由当事人的意愿决定，还包括日后不断的追怀和叙述，就举这个例子，《国故》不被叙述了，所以你会觉得北大的学生很激进，假如《国故》被叙述了，你就知道北大学生不仅有激进，还有保守。说这些是因为今天所说的左中右那个论述，我以为明显的是政治思维，换一种思路，我会关注思想的那个《新潮》以及侧重政治的《国民》以及承前学术的《国故》，是各有其追求的，各有其发展空间的。当然你可以说，思想中有中外之别，学术有新旧之分，政治更是有国共之别和之争，但是一般同学如此分歧，日后分道扬镳也属正常，正因为过去的五四叙述过于侧重政治史，所以我会提醒大家把学术史，把思想史带进来，五四并不那么激进，它有各种各样的层面可以发展。

人生路上如何不断和五四对话，五四运动的意义我们日渐强调，五四运动的印象我们日渐淡漠，这是不应该的，我们需要理解，需要场景，一代代的年轻人才能够重新记得五四。

说到这，我希望谈三个人，希望他们引起大家的兴趣。一个是1916级北大国文门学生杨振生，他是被捕学生之一，32个学生之一，日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学教育学、心理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又去哈佛攻读就业心理，回国以后从事教育工作，当过山东大学的校长，青岛大学的校长等等，然后长期在大学教书，他最最重要的工作是让我们理解新文学和新思想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从28年主持清华大学的筹备，主持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开始，杨振生一直努力推进新文学在大学里面的位置，包括聘朱自清，包括请沈丛文，包括编各种各样的读本，在大学里面有意识地推进新文学，今天叫现代文学的教授传播的是杨振生先生，所以他会在文章里面特别提到关于新文学的意义。1954年，他在一篇文章里面讲到我们当年的北京大学的同学之间的争斗的时候，用一个文学家的敏感，给我们描述一下下面这段话，我想念一下，让你们知道，这是一个有文学趣味的当年的作家、日后的教育家，他来回忆五四的当年的学生的情况。

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自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老师和学生之间还是有斗争，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且露骨的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所以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礼尚》的小自著，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声朗诵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的古文，在另一角是几个人在讨论，走出傀儡之家之后他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对讨论者表示厌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夷的目光。前面说了，学生中出版《新潮》、《国民》，同时也出版与之对立的《国故》，这三种杂志的重要编辑人都出在我们五四那一年毕业班的中文系，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见，分外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同学们怀里还揣着小刀子。这就是当年五四的时候北大的学生，尤其是国文门的学生的情况。

说完这个，我想再介绍一下许德恒。刚才我说了，这是当年被捕的学生之一，日后留法回来参加政治运动。大概1931年重新被聘到北大，从1932年起，北大每次举行这种纪念五四活动，经常可以看得见许教授的身影，在上面大声疾呼，那个时候的30年代的纪念五四是有风险的，军警林立，而经常会报道这里有一个许德恒教授慷慨激昂，现在是有一篇还说，振臂宣呼，口沫飞溅，谈五四。这位先生40年代他是跟另外的北大的学生潘树等等，办了民主科学座谈会，又继承发扬五四精神，45年又改为九三学社，46年的5月4号，93学社正式成立，他是理事长，日后是九三学社的主席，日后进入中国政界，成为副委员长等等的。从1931年、32年起到1989年他去世前一年止，许德恒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谈五四，可以说就像书名体现的，许先生一生都在追求青年时代的梦想，为了民主与科学，因此对于五四历史的追忆，不见得十分真切，对于五四精神的阐释或许有偏差，但终其一生，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这一点让人感动。

当然当事人对于五四的追怀和阐释，既可爱也可疑，其建构起来的历史不可避免地会隐含了叙述者的政治立场和个人趣味，可也正是这种不断的对话，保证了五四的理想性，代有传人，就像傅斯年那样，理解五四本身的局限性。局限性是什么？热情，但有点浅薄，真诚，但有点偏执，这个局限性，但是当有人刻意地抹杀五四的意义的时候，挺身而出，捍卫五四的精神遗产，那就是刚才我说的1943年写的文章，说我从来不谈五四，因为我是当事人，我怕人家说你在吹牛，本来我不谈，可是今天我又非谈不可，因为今天五四的弱点被放大了，被指摘了，因此很多人力图忘记五四，这个时候出来，我要提醒大家，五四无法遗忘。

几年前，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那本书里面，导言里面说了一段话，我再念一下，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和原动力。在我看来，事件本身早已舍弃，但经由一代代学仁的追问、解剖，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来说，五四便扮演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我说这是一种必要的思想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

王鲁湘：陈平原教授在演讲中间着重地围绕着俞平伯先生的那两句诗，就是同学少年多好事，一般刊物尽成三，然后把对整个五四运动的场景的建构，浓缩在以北京大学当时国学门的1916、17、18这三届学生，他们的当年以及后来的人生。这是一个很好的进入五四的可以说是很好的渠道，可以把我们，其实很容易也很亲切地带到了90年前的那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我特别注意到，陈平原先生在结束演讲的时候，对五四运动不得不进行几句评价的时候，就是提到了这是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那我们知道，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绝对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也绝对不会只有一个立场，甚至也绝对不会只有一种主张，因此我们对于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的叙述，往往就会是复杂、丰富、多角度的，而且往往是常议常青。这就使我想起了很著名的所谓克罗奇的一句话，叫做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我们看五四的时候会发现，包括一个当事人在不同的时间对五四的追忆，都会有强烈的当下的选择性，所以历史叙述的当下性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但是我们会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历史是想象出来的，我们现在假如我们不像陈平原教授一样，去深入到当事人的所有的那种几乎是像日记式的那种地毯式的搜索，那么我们这些人，现在我们所有的人在谈五四的时候，这个五四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