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那个所谓克罗奇的思路，以及现在的很多论述，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你能回到历史吗？你能回到历史现场吗？人不能两次同时进入同一条河流，你能回到历史吗？是的，我们没办法回到那个真正的现场，我们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然后模拟地进入那个现场。这里面学术，包括训练能够帮助我们借助各种途径来达成这个目标，但我不敢说回到的就一定是那个立场，现场，我们只可能是尽可能地接近我们所设想着的现有的资料所呈现出来的，以及我们这代人的心智所能达到的那个现场。

陈：在这后面，你说的，确实日后的叙述都带有当下的色彩，其实我今年提交给我们的国际会议的文章，就讲五四的言说历史，我选择了1949、59、69、79、89几年，10年纪念的时候，主要的中国报刊，尤其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什么，这些报刊怎么谈五四，你会发现每一次谈五四，都跟那个时代的现实需求有关系，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历史叙述都会带上这种所谓风光，一个时代的风光必不可少地会渗透到你的论述里面来，但是这里面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比如说对于启蒙的论述，你反对也行，赞成也行，对白话文的想象，你怎么看待都可以，对于爱国主义的解释，所有这些问题你会发现，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1959年，那个时候刚好是西藏叛乱，我们平叛，说59年的五四纪念特别强调维护祖国领土的统一。1979年，我们改革开放，那个时候五四纪念特别强调说我们要眼光对外，我们不能局限在自己的那种闭关自守，你会发现每个时代的五四论述，说得都有道理，说眼光对外，我们要开放，我们要思想，那是五四的那种世界视野，你要是说维护祖国统一，那五四抗争也是为了主权，所以每一次论述，你不能说跟五四没关系，是有关系，但都带上了一个时代的烙印。

王鲁湘：对。这使我想起了1989年《中国青年报》也邀我写了一篇纪念五四的文章，我现在回过头来想，那篇文章带有1989年当下的显著的那样一个环境的影响。

陈：我搜查过了1989年的文章，后来发现1989年的时候，日报和刊物是不一样的，日报受当下的影响。因为那个《中国青年报》，1月份就开始征稿，然后就说我们每月都有专栏，意思每个月他们提前发牌，他们反而不体现4月份、5月份的北京的状态。

五四的历史意义如何正确解读？90年后，五四的现实意义在哪里？历史与时代的选择该如何看待？先辈与今人该怎样比较？

王鲁湘：那么在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的时候，胡适先生曾经在一次演讲中间说，大概北京大学当时有一批学生办了一个刊物，特别是一批高材生，像傅斯年什么办的《新潮》，胡适先生对《新潮》刊物很激赏，他认为这一帮学生办的刊物里头的这个文章，甚至比老师办的《新青年》还要成熟，见解还要深刻，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呢？

陈：这是当伯乐的立场出来的，才会有这个论述，因为今天你去看一下《新潮》，《新潮》有锐气，但并不成熟，你可以想象，一个最大的年纪的三年级的学生，好多是二年级、一年级，甚至有预科生，早年的北京大学是三年预科，三年本科，然后你回过头来看，其实几年后，傅斯年自己就说了，我们其实不成熟，我们有勇气，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有勇气，但我们不成熟，为什么胡适会有那么高的评价，因为有一个问题，当年傅斯年是国文系的，胡适是在哲学系讲哲学史，顾杰刚听了胡适的课以后说，他离经叛道，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道理，请国文系的傅斯年来听一听，傅斯年去听了以后说，这个人学问不太大，但是路子是对的，所以我们不能拆他的台，我们要给他捧台，所以胡适日后说特别感激，他事后才知道，当年居然有这么多人，一个27岁的人回到北京大学当教授，面对了这些成熟的学生，是很危险的，而有这么多人帮助他站住了北大的教授这个台，所以他后来再三说，傅斯年是有才气、有霸气，而且有行政能力的那种人物，但是你刚才所说的，又说《新潮》比《新青年》在思想还成熟，我不觉得。

王鲁湘：那么您刚才也已经提到了很多参加五四的各路精英，在日后不断地在追忆五四，反思着五四。这种思考的话，有时候随着时代的不同，你会发现它的侧重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的立场是没有太大变化的，是吧？可是后来就是五四运动被中国共产党捧到了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位置上以后，您觉得这样一个政治决策，就是延安时期的这样一个政治决定，对于后来的五四的阐释有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陈：有，包括日后的每年纪念五四的青年节的纪念，以及5周年，10周年的不断的纪念，因为我刚才说了，其实对于五四的过分的强调，有时候会导致一些不好的效果，我称为过度阐释，历史有其局限性，换句话来说，学历史的人都明白，我们主要目的是理解历史、阐释历史，我们不能够用历史来改变当下，我们从历史中吸取灵感，获得精神的力量，但是假如把历史事件、历史学说，以及历史人物直接地套用在现实改革里面，是不恰当的。

王鲁湘：这里有一位凤凰网的网友，叫做"斯人已去"。他向陈教授提一个问题。他说陈教授，是否感觉到如今的学子比任何时期都更理性和自由？他理性、自由打了引号啊。因为这些中国学子的理想是升上来，或者走出去，也就是进入官与商的队伍。那么经济大潮中，中国的大学里，还能出现类似于像傅斯年和俞平伯这样的人物吗？

陈：其实人物不人物，有时候是时事造英雄。

陈：你现在没有时事的话，你不能就说我们的学生不行。在别的领域里面，他刚才所说的，升上来、走出去，而不能判断说从政的学生或者出国留学的学生就没有大志向，我们不敢这么说，或许机会有了，时间到了，他们会有很好的表现。我在北大教书这么多年，经常不断地听到学生们这么说，从我以下是另外一代人，几乎是这样的，过两年三年都说，这下面的，下一代人完全不一样了，我说没那么严重。

王鲁湘：两年就有代沟啊。

陈：两年就有代沟，三年就另外一个时代，然后到五年就没法对话，我说没那回事，历史放长远来看，20年、30年一瞬间，改革开放30年，有头有尾，会有变化，我们之间会有差异，但是要说特别了不起的鸿沟，不见得。所以对于今天的青年人，当然会有激愤之词，你想激将，要他们更好地表现出来，但是有时候势逼人强。所以我不敢以这个来批评我们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