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历史阴晴、风雨、雷电，都是不可抹杀的历史价值，某种意义上今天被大家妖魔化了的文化断裂和所谓连续性、文化保守等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所有的，现在中国的进程，正是在这种抗争、连续、蜕变之中不断地成长。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复杂性远非今天的教科书所描述的那么简单，为了说明问题，我引了当年1916级北大国文系的学生俞平伯1979年写的一组诗，就是纪念五四的，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尽成三。

后面加了个括弧说，当时北大中文系，当时叫中文门，邦中同学办了三种杂志，而且这三种杂志日后都是影响非常深远的。《新潮》只是其中之一，他自己说，参加了《新潮》只是其中之一，除了以文艺复兴相号召的《新潮》，还有以昌明国粹相标榜的《国故》，以及提倡新旧学说并行，努力介入现代社会改革的那个《国民》。

三个杂志之间有很大的分歧，三个杂志都是北大国文门1916级的学生们所主持的，当然还有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但是国文门的学生是主力。我想说明一个问题，一般学生尚且如此分歧，想象五四新文化运动铁板一块是很不现实的，正是这种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多元共存，让我们理解那个众生喧哗的时代。

同样的五四，不同的叙述，争论的背后是怎样的时代风云？多元的文化，多元的思想，五四的历史该如何正确重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五四的记忆日渐模糊，但另一方面，创造性的叙述越来越多，所有的追忆阐释，我们知道需要时间，需要记忆，同时也需要听众，反过来，听众的需求影响了叙述者的情绪和发展的路线。我们今天的五四叙述，其实是不同政治立场的老人们，五四老人们，以及他们的后学们逐渐构建起来的。刚才我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码包括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三个层面。同时我还想说一句话，同样谈五四，老师和学生是不一样的。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他们对五四的想象和学生辈的，比如说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俞平伯等等，老师和学生是不一样的。另外一方面，在北大念书的学生和在外地游想的学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老师那里是追怀北大的时候，偶尔涉及五四，在学生这里是讨论五四，偶尔讨论到怀念我们的母校，今天我想说的是，我们以最具可读性的学生们对于自己年轻生活的追忆来作为我进入讨论的口子。

作为五四，5月4日天安门游行的主体的北大学生，日后不断地回忆他们那个光辉的瞬间，中间有些人已经离开了北大，比如说冯友兰。冯友兰说，很遗憾，火烧赵家楼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所以我没赶得上。另外的人呢，火烧赵家楼以后四个月才进入北大，比如说章廷谦，之后也不断地回想北大当年的生活，但是最后加一句，很遗憾，我来晚了。

走早了来晚了，他们谈北大的时候和正当时的北大人是不一样的。冯友兰先生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当时北大因为蔡元培来了以后，整个学校风貌大变，新思潮涌起，我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冲击，当时的刊物，左派的叫《新潮》，中间派的叫《国民》，右派的叫《国故》，

然后章廷谦进了北大以后，说我看了很多很多杂志，比如说我会提到《新青年》、《新潮》、《新生活》、《少年中国》等等，凭良心说，我就不喜欢《国故》。问题是不管是不是喜欢《国故》，为什么不提《国民》，因为《国民》是日后逐渐上升为一个主导性的杂志。

在我们的回忆录中，在北大哲学门念书的同学叫顾颉刚，顾颉刚当年住在傅斯年同一个宿舍，他日后写回忆录回忆说，当年我们学生们办刊物，傅斯年他办了《新潮》，我们的另外一批同学，当时的国文系的学生们，比如说那个张煊、罗常培他们办《国故》，当然新文化运动日后发展，五四运动起来了，《国故》就不行了。

还有一个人是郑天挺，是北大国文门1917级的学生，日后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晚年写回忆录，口述回忆录的时候说，当年我们在同学里面各自埋头读书，有三个杂志对我们有影响，《新潮》、《国民》、《国故》。可大家请注意，这个回忆录是晚年去世之前口述，他儿子帮他写下来的。换句话说，他是经由一代代人的叙述、追忆，然后到了80年代，我们知道，《国民》很重要，所以才有这个叙述。如果50年代、40年代写，大概就不会这样。

当初《国民》关注的其实不是国民。1919年，《神州日报》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有新旧两派在斗，新的是陈独秀、胡适的学生，旧的是刘师培、黄侃的学生，斗什么，他们在斗中国文化该往哪走，新的是《新潮》，旧的是《国故》，两派势均力敌、各有其主，两个杂志旗鼓相当，说的是《新潮》和《国故》，同样没有我们所说的《国民》。原因是《国民》当年在学校里面影响不大，他们不仅仅是北大学生，还有很多外面的学生参加进来，还有当时大家关注的是思想文化，而《国民》更多的是希望介入社会改革。

当事人傅斯年怎么看，《新潮》的主编傅斯年在即将离开北大，到英国留学的时候，他写一篇文章说，《新潮的回顾与前瞻》，讲经过五四运动，我们重新反省，我们《新潮》杂志的成绩和未来，然后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不足，我们周边还有什么杂志，他举了很多杂志，比如《新青年》《星期评论》《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连毛泽东的《湘江评论》都提到了，就是没有《国民》。换一句话来说，《国民》在当时的人的眼中，是不太重要，或者很少人关注的。

可是对于一般人这么漠视《国民》这种偏见，1916级北大国文门的同学，也是《国民》的编辑许德珩很不满意，也很不高兴，1958年他写一篇文章〈回忆国民杂志社〉，特别强调我们杂志筹办比《新潮》还早，只不过《新潮》得到胡适的帮助，所以它出版比较快，最后我们两个杂志同样在1919年的1月1号出来，其实他们背后有校方的支持，我们是学生自己做的，所以他有点不满意，到了1979年，已经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德珩先生写五四运动60周年，特别强调当年我们的杂志《国民》杂志的意义很有影响，至于《新潮》，《新潮》有意义，但是他们的主办人后来全部倒退，走向反动，至于《国故》，那都是一个反派的角色等等。这有点接近我们今天的历史叙述。而这恐怕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限制，而是长期的周瑜情结。

很长时间里面，《新潮》、《国民》互相在竞争，谁为主流，这是一个必须谈的问题。晚年许德珩先生应北大的邀请写回忆录，越写越长，最后完成一本书，叫做《为了民主与科学》，其中提到了五四运动部分依旧表彰《国民》，批评傅斯年和罗家伦，而且说了一段话，说当年我们和傅斯年合不来，他们干的事我们故意不干，比如说他们提倡白话文，我们《国民》就偏偏用文言文来写作。然后，当然说我们的刊物是全国性的，他们是学校里面，我们是全国性的，全国性，我们当时懂白话的人不多，因此我们用文言，当然五四以后，我们也改为白话了。很长时间里面保持一种竞争的状态，《国民》的这批学生们和《新潮》的那批学生们，是保持一个很紧张的竞争状态。

到了1989年，那一年已经99岁的许德珩先生写了纪念五四，大概受时局的影响，对以往的观点略有修正，除了强调《国民》的意义以外，也强调了《新潮》还是有意义的，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提倡白话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因此他们在历史上有意义，当然后面加了个尾巴，还是有问题。真正的有社会影响的是我们的《国民》。至于《国故》，他们提倡固有的中国学术，当时的听众接受者很少。但是最后这段话很重要，说虽然这样，我们三个杂志鼎足而立，反映了当时北大学生在蔡校长兼容并包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他们在五四运动前一段时间里面，各自为政，互不相盟，真正是自由发展。当时一般人认为《新潮》和《国故》，一个新一个旧，思想对立，互相批判，而《国民》处在中间状态，这和冯友兰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可是五四运动后，《国民》同仁更为积极，加上日渐走向现实政治，而《新潮》的人很多加入国民党，《国民》的人很多接近共产党，在整个历史叙述中，左中右的排列到了今天逐渐改变为很多人理解的《国民》是左，《新潮》是中，《国故》是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