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虽然中国贵族传统较早瓦解，但是在中国长期的社会里面，富和贵，这两个大概念是分得很清楚的。比如说我们看《孔雀东南飞》，这一点刘大杰先生很早就指出来，文学史上没有写过，他另外谈魏晋思想，魏晋思想的这本书里面谈到了，像《孔雀东南飞》，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悲剧了，主角焦仲卿的妻子兰芝，是很好的媳妇，为什么她的婆婆不喜欢她，非得把他们分开呢，我们注意读这个《孔雀东南飞》，这个女子其实她家庭很富有，可是她的出身比较差，不是贵族出身，她的婆婆嫌她的出身不够高，跟我这门第不相配，所以最后就逼着她的儿子，把媳妇赶走了，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悲剧。可见当时富和贵是分开的。
从《红楼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富和贵在当时分得非常清楚。我们知道贾宝玉和探春他们在建立诗社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们建立诗社的时候曾经说，我们这样建立诗社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一个名号，那么贾宝玉说，那你们帮忙我取一个笔名吧，那他们有的人就跟他开玩笑说，要不你就叫做无事忙吧，或者是叫做绛洞花主吧，他都不满意，后来薛宝钗很聪明，她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她说我给你起一个名字，叫做富贵闲人，贾宝玉说，那就由你吧，他其实很高兴。他就是一个富和一个贵和闲三者兼得，所以薛宝钗说，你已经大富大贵了，再加上闲散，那太了不得了。这个闲散就是精神贵族，那么后来我们的辛亥革命把贵扫掉了，我们1949年的革命，把地主这富也扫掉了，我们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闲散的扫掉了，所以富贵闲人后来就没有了。所以我第四个问题就要谈一下，就是说我们贵族制度，贵族时代瓦解以后，我们在20世纪出现了我们的一些重要精神现象。
我现在讲贵族时代结束以后，我们的20世纪出现了几个重要的精神现象。那么第一个现象就是“象牙之塔”的瓦解和逍遥精神的消失。我把象牙之塔作为一种象征性的东西来谈，跟闲散、逍遥有关，它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20世纪到现在，我们一直把象牙之塔看成是负概念，看成是个不好的东西，象牙之塔这个概念，最先的产生是在1925年、1926年之间，那时候鲁迅先生翻译日本的文学家厨川白村两本书，一本《苦闷的象征》一本《出了象牙之塔》，后来象牙之塔这个名词，就开始在我们现代文学，现代文化里面流行了。厨川白村，很可惜，在关东大地震的时候，他才40几岁就被地震埋掉了，死了。
但他这个人很有才华，他当时提出文学是苦闷象征这个命题很精彩，另外出了象牙之塔，它这个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希望我们作家能够走出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上去关怀社会，这跟鲁迅的整个的思想很相通，所以鲁迅很喜欢，就把它介绍过来了。当时中国处在一个苦难的时代，在受帝国主义压迫，需要作家去投入社会，他们提出的东西，是很合理的，就是要走出象牙之塔。但是后来把这东西走向极端了，把这个象牙之塔变成是很不好的东西，结果一方面作家走向十字街头了，但走向街头以后，再回不到这个象牙之塔了，变成是一种不合法的东西，不合理的东西。
其实这个精神，那个象牙之塔就是一个作家，一个思想家精神创造的私人空间，必须要有一种象牙之塔的。有一个象牙之塔，有一个精神的空间，这跟关怀社会并不矛盾，我们一方面可以关怀社会，但是我们一方面还要进行很认真地从事精神价值创造，那精神价值创造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沉浸状态，一个面壁状态，这样我们的艺术品，我们的作品，才可能精致，才可能有深度，所以这个东西本来并不矛盾的。后来我们把它对立起来了，把它对立起来就是整个的象牙之塔现在就没有了。鲁迅先生当时还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不可能了。所以连放任山水的自由这些都没有了。
周作人有一本书叫《自己的园地》嘛，也是想说有个自己的象牙之塔，但是后来这自由园地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象牙之塔的瓦解。那么这个象牙之塔的瓦解，我只是用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来说明。其实还说明像贾宝玉这种闲散的精神没有了，没有逍遥的自由，比如我们当逍遥派，是不是可以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有个逍遥的自由，可以当逍遥派。我们有一些作家，他很关心社会，热烈地拥抱是非，这很好，我们应该是很尊敬他们，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有一些作家选择，我要抽离社会，抽离是非，在一个象牙之塔里面，在这逍遥状态里面进行很精致的精神价值创造，也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个象牙之塔没有掉了。这样影响了我们文学作品的精致化，这是我们这个20世纪出现的一个现象。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生活，第二点，社会生活的习俗，语言，还有审美趣味的粗鄙化。
我这样说，是不是太本质化，大家可以讨论，我们在反省20世纪精神现象的时候，应该承认一点，20世纪出现许多语言上的粗鄙化。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叫《论语言暴力》，就是到处出现语言暴力，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充满着语言的暴力，连我所在社会科学院，那是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应该是非常高度文明的地方，可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也是声嘶力竭，整天是批倒、批臭，踩上一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都非常粗鄙。我现在想起来非常惭愧，怎么当时会这个样子，但那是风气，是个潮流，我们自己成为风气中人，成为潮流中人了。所以我到香港的时候，提出要告别语言暴力，特别是暴力性的命名，比如说是叛徒，公贼，内奸，黑帮，不可以随便命名，这种东西都是语言的一种粗鄙。我们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不能够连礼仪之邦的表面功夫都没有，我们讲话要文明，要高雅。
另外在生活的习俗上，出现了某种粗鄙化的东西，生活习俗。这个生活习俗当中，就是我们如果说是19世纪，我们中国有个陋习，那是什么陋习呢？就是抽鸦片。我们从20世纪到现在，特别是经济潮流覆盖以后，我们现在又形成新的一些陋习，比如说讲排场，讲吃喝，讲排场这些东西，新的一种陋习，社会生活的也在趋向着鄙俗化，比钱财，争重利，这东西也是世俗生活的一种鄙俗化。这种东西就是缺少这种贵族高雅的、高尚的、高贵的一种追求。这种东西后来影响了文学。我认为文学最重要三个要素，第一个是心灵，第二个是想象力，第三个是审美形式，跑不了这三个，所以文学的事业是心灵的事业，我们有一些作品，比如说《封神演义》，情节那么吸引人，为什么不是好的文学作品？
因为它没有切入心灵。所以《封神演义》它就不是一流的作品。所以这个文学它一定要切入心灵，要抓住心灵，这是心灵事业。可是我们现在由于精神的鄙俗化，文学出现什么呢，文学变成身体文学，而不是心灵文学，表现身体，表现身体的功能，而且不仅是表现上半身的身体，也表现下半身文学，下体文学，充分地鄙俗化了。甚至现在有一些作品，包括很多小说，不写性就不行了，我是思想很开放的人，文学不写情爱，那没人看的呀，那当然是很合理的。但是呢不一定那么人为地每一篇小说都加上些性佐料，就使得作品显得很俗气，像这种现象，我觉得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过去精神鄙俗化，有时候还可以理解的。下里巴人整个压倒阳春白雪，那下里巴人也有很多文学作品是很好的。那么阳春白雪，我们也应该尊重。但现在呢就进入到一种鄙俗化。就是贵族精神的对立项--痞子精神、流氓精神更泛滥了。
我对痞子文学并不全盘否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一个口号好像是天生合理的：我是流氓我怕谁。这种东西它就是精神的鄙俗化。流氓、痞子，最不讲原则了。我不反对世俗生活的充分发展，我很喜欢香港，我认为香港是地球上世俗生活发展到极致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今天中国世俗生活的发展，我也是非常高兴，非常支持的，但是嵇康说了一句话非常好，说我们应该外不殊俗，内不失正，他的贵族精神，外边跟世俗的生活你不要搞特殊，好像我表现特别清高，拿出个架子，不要这样子，所以不要殊，特殊的殊，俗就是世俗社会的俗，外不殊俗，但内不失正，你内心里要坚持你的心灵原则，你的社会原则，这才行。流氓缺少一种东西，就是没有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