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在西方的文明发展中，贵族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贵族不仅意味着一种地位和头衔，也意味着社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一种我们称之为贵族精神的东西。那么中国是否存在着贵族精神，如果有，它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它的兴盛带来了什么，它的缺失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在当代社会，我们应该如何诠释它？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文化学者刘再复先生。大家掌声欢迎。

王鲁湘：刘先生，我知道1989年离开北京，离开中国以后，就好像一直在世界各地做一种文化的漫游。那么您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再回北京了？

刘再复：19年了，整整19年。

王鲁湘：那这么多年没有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以后的这个强烈的这种感受是什么，这种时间的这种，时间差带来的这种感觉？

刘再复：去国19年了，这次借着你们这个凤凰的翅膀，能够回到北京，而且就昨天一天，我也看一下北京了，变化真大，像我住在建国门外，完全另外一个世界，完全认不得了。

主持人包括你那个社科院很熟悉的大楼，外表完全变了。

刘再复：完全变了。

王鲁湘：对。

刘再复：这真是百年之裂变。变化很大！

王鲁湘：那么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您这么多年一直在欧美进行这种游览，包括进行一些文化的深层次的一些思考，有人说过，说实际上一个人出家、远游，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回家，是为了感受到家里头的某种亲切性，或者说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家园。那么通过这么多年在欧美的这样一种游历的话，您感觉到就是反过回来，反过头来，再看自己的家园，看自己的家乡，您有什么新的领悟？

刘再复：过去读《荷马史诗》，一个是《伊利亚特》，一个《奥德赛》，我把它读成人生的两个基本经验，基本模式。《伊利亚特》基本上是人生的出发，出征。

王鲁湘：向外。

刘再复：《奥德赛》基本上是个回归。

王鲁湘：回家。

刘再复：尽管我现在还是个过客，但我这次毕竟是个回归，所以挺高兴。

刘再复：看中国，在自己的地方看，有时候不太清楚，到外国回来再看，感到中国现在是非常有活力。

王鲁湘：包括像贵族精神这个问题的思考，可能都是在欧美，特别是在欧洲进行游历的过程中间，然后有一只眼睛反过头来看向自己的家园的时候，在对比中间产生的一个灵感，是吧？

刘再复：也有，比如欧洲，整个贵族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到了法国革命以后，打断一下，它有个贵族的系谱，所以他们形成了一些贵族的精神，到现在还继续下来。这方面对我也有一些启发。大国的崛起，不光是一个物质的问题，不光是个经济的问题，它有时候还是人文的问题，精神上的问题。所以我讲这个题目，跟在海外看的有关系。我在出国以后，大概将近走了30个国家，有好处，把视野打开了。视野打开以后，再看我们这个国家，会看得更清楚，当然也更低调。这么一个大国，能够到今天也不容易。

王鲁湘：对。好，那么现在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再复先生进行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大家欢迎。

刘再复：我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是《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大家知道我是研究新文学，就是现代文学，另外我也研究一些文学理论。那么在思考“五四”这样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我一直评价很高，“五四运动”的文化领袖，这些文化的改革者，他们是充满慈悲心的，他们对我们中国的下层的劳苦大众非常关心，所以他们当时做了一件大事情，我们知道明治维新，它当时有一个重要口号，说是版籍奉还，那么“五四运动”做了件什么事呢，是文字奉还，就是文字不能垄断在少数人的手里，也应该让多数人都能够掌握，“五四”以前的文和言是分开的，所以现在要把文和言统一起来。所以要用白话文来写文章。所以它做的事情是一种文字奉还的一个伟大的工程。

另外还有，“五四运动”从思想史来说，它有两点，它带有历史的合理性，它有两个大的发现，一个发现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已经不足以迎接现代社会的挑战了。这是一点重要的发现，它当时抓住孔夫子作为代表，但是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发现。第二个，它发现了在我们中国的大文化的传统里面，逻辑文化和理性文化的阙如，就是不足，这两个大的发现，使得“五四运动”永远带有历史的合理性，永远不可抹煞。

肯定这两个大的发现之后，我对“五四运动”也做了一些反省，其中有一个方面是当时“五四运动”由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所提出来的，要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这个建设国民文学当然是好事情，但是推倒贵族文学，有问题。提出这个口号有两个概念的错位。一个概念错位，就是他们没有分清贵族精神和贵族特权的界限，也可以说没有分清贵族阶级跟贵族文学的区别。什么叫做贵族，我们翻开《辞典》它一定会告诉你，贵族就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面，那些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特权的阶层，所以贵族特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要对它推翻，它带有历史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