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它有宗教的支柱。

茅于轼：所以印度虽然穷，他们调查印度人的快乐感比富国的快乐感还强。

窦文涛：安贫乐道嘛。

茅于轼：他们不太追求这个“比”。这次开奥运会我有个感受，开奥运会大家兴高采烈的都来了，大家比了一阵，有第一的冠军，大多数都不是冠军。那么在我想，大家都来得冠军的，没得上一定是垂头丧气吧，但是，不是，你看了闭幕的时候，都没得冠军照样兴高采烈。所以说，我们追求的不是个名次，追求的是一个参与。所以我就是说，社会要快乐的极大化，我们每个人不是去追求跟别人比，不要说要考第一才好，这个是毫无意义的。

许子东：还有的跟期待有关系。有些运动员闭幕式那么开心，他来以后从来就没想到过要得什么，所以开心。朱启南就没法开心，因为人家对他的期待要求拿金牌，所以他拿到银牌他就非常伤心。那有的人拿到银牌是开心的拼命狂跳。所以跟一个期待有关系，幸福是跟期待有关系。

窦文涛：他说这个还真是，奥运会就属于一种，你看得金牌的，少数人固然是得到利益，但是好像其他人也没受损，大家也玩儿了一把，挺开心。现在我明白了，就是事实上我们不能像改革开放之前那样，就是那样会搞的我们每个人是一样，但是都一样穷，最后没有饭吃。

许子东：不，其实不一样，改革开放前所谓“一样”，是经济上、表面上。但是毛老师刚才讲了，在政治权力上，在每个人对于权力的占有上，在那个时候差别比现在要大的很多。所以政治权力的分配的改善，是我们讨论改革开放所忽略的一个话题。

茅于轼：解放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我们努力地消灭了贫富差距，地主、资本家都打到倒了。但是我们故意的扩大了人跟人权力中间的差别，第一个差别就城乡人民的差别。

许子东：巨大。

茅于轼：农民一辈子最大的理想就变一个城市户口，所以可见这个差别非常大。那么不管在城里在农村，又有很多阶级的划分，剥削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在政治上又有什么反右、什么叛徒特务也好，好多的名堂。那么一来二去，这个社会变成一个非常等级化的社会，我觉得这个跟世界人类发展的趋向是相反的。

窦文涛：相反的，就是看来您是觉得贫富差距是永恒存在的。

茅于轼：差不多。

窦文涛：现在可以说有些穷人、仇富，但是似乎大家说出来的话，更多的是关于特权，是不是？你说谁谁有钱了，但是没人忌妒姚明呢，对不对？

许子东：没人骂比尔盖茨。

窦文涛：关键还是在于认为，我们有些人他本来跟我们一样，但是他拥有了我们某些不能拥有的可能性。

许子东：就是那个政治权力跟经济权力它这个关系是一个怎么样？怎么转换的呢？

茅于轼：这两者往往纠缠在一起，但是确实它是可分的。所以我觉得世界人类追求公平的结果，最显著的成绩就是在地位和权势的不平现在越来越小了。

窦文涛：世界潮流都是越来越小。

茅于轼：在过去的时候，下人伺候人，主人是不需要道谢的。但是现在在发达社会里面，不管谁是提供一个服务，你要道谢。你坐出租车，你付了费，最好你要给小费，还要道谢，因为人家给你服务了。但是慈禧太后有人给她服务，她决不会道谢的。这就是人跟人差别，现在这个差别越来越缩小。可是在中国呢？我觉得这个差别当然改革以后有很大的改善，但是这个差别是可以消灭的，而且应该把它及时的、尽快的消灭。但是我们这些方面做的非常不够，我们现在过于的注意到贫富差距，但是那个消灭是很困难的，我讲了全世界人类发展结果是差别越来越越在扩大。

窦文涛：但是咱们新中国不也曾经消灭过一个短暂的时期吗？

茅于轼：对，那个时候是以全世的不平等为代价，扩大了那方面的追求。

许子东：所以大概的图形是我们为了消灭经济上的不平等，我们被迫扩大了政治上的不平等，而这个经济上的不平等是全世界都有的，政治上的这种是只有少数国家。

茅于轼：而且越来越在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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