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如果不是计划生育我起码有两个孩子_卫视频道

莫言：如果不是计划生育我起码有两个孩子

2010年05月24日 17:47 凤凰网专稿【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说，因为我一个人会影响到我的整个的一个单位的荣誉，当时我在总参的一个军级的单位工作，那么这个单位年年都是计划生育红旗，而我们这个单位的计生委的主任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老上将的一个女儿，她们也都是小说里你看有一些描写是吧。

许戈辉：是。

莫言：她们也都这个真的出现这种钉子户，说哪一个人，老婆已经怀了二胎了，那她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来做工作。从党性原则、组织原则、国家利益，先把你压得就感觉到你必须不去做的话，你感觉就是大逆不道是吧，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解说：小说中姑姑的生活被夹在了新生婴儿的哭声，和强行被送上手术台的妇女的谩骂里，而面对计划生育这个复杂且敏感的话题，现实生活中的莫言也同样经历着良心的拷问。

莫言：从我内心深处来讲呢，当然还是希望能够这个再生个儿子呀什么来满足，起码我的父母亲也是一种安慰吧，父母亲老是觉着一大遗憾，我觉得我母亲临终的时候，一大遗憾就是我们弟兄三个只有我没有儿子，是她的人生的一大缺憾。

许戈辉：所以在那个时候，那段时间，内心会特别纠结吗？会特别矛盾吗？

莫言：应该是很矛盾，非常矛盾的确实是，但是后来还是，我觉得这部小说里边有一个蝌蚪啊，坦率地讲那个蝌蚪身上确实有很多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情感经历是发生过，情感类似的你像这种小说里所描写的，所以这个小说里边我觉得除了描写了生育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很深的主题就是悔罪、忏悔。姑姑到了晚年也在忏悔，这个小说的作者，叙事主人公蝌蚪也在忏悔。我本人我想也实际上有很深的这种忏悔的心理。

许戈辉：您具体是忏悔什么呢？

莫言：我就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我个人的这种私心的考虑，那我肯定是我妻子肯定她要生二胎、生三胎的是吧。我当时就是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为了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我们必须把孩子做掉。

许戈辉：所以并不是说就没要，而是都有了又做掉了？

莫言：做掉过一个，做掉过。所以这个我觉得永远是一个，永远是一个内心深处的很痛的一个地方。

许戈辉：一个隐痛。

莫言：一个巨大的阴影。

许戈辉：做掉以后会不会，经常会自己想一个问题就那是不是个儿子，是不是个儿子，会这样吗？

莫言：这个我倒不会去想，因为对我来讲，女儿和儿子我这个观念还是比较，应该是跟农民不一样了，我觉得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都是一个生命，他是平等的。

许戈辉：但总归还是挺想慰藉父母是吧？

莫言：这个一方面是如果假如能生个儿子的话，那当然非常好了是吧，如果生不了一个儿子，我想从现在来考虑那么她姐妹两个多好，是吧。现在我们看着谁家有姐妹两个在一块谈谈话、开开玩笑，真是感觉到羡慕。那么我想我女儿他们这个独生子女们就更加盼望着有个亲姐姐，有个亲妹妹是吧。弟弟、哥哥都可以。他们的肩头就会觉得轻快一半，是吧。

莫言：我对我的朋友讲，我写的不是计划生育历史，我写的是人，他们就认为这个，因为有很多朋友都是当年的这个计生委的干部，他们真的就像小说里的姑姑所描写的那样，当然不是划着船了，开着破吉普车，开着拖拉机，骑着自行车，到各乡去搜捕。

许戈辉：去追捕围剿。

莫言：追捕围剿，扒房子。

许戈辉：那他们在和你聊起这些，过去发生的事，你觉得他们是一种什么情感？

莫言：他们也心里面很不舒服。

解说：在莫言笔下，姑姑几十年里忠实地执行着计划生育政策，退休那晚她喝醉了，误入一片洼地，被无数青蛙包围袭击，文中莫言这样描写道，那天晚上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

许戈辉：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好人啊，坏人啊，罪恶啊，我就想起您自己说的，自己写作的几个阶段，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把好人当坏人写，后来是把坏人当好人写。然后到现在是把自己当个罪人写，原话是这么说的吗？

莫言：基本是这样，基本是这样。

许戈辉：怎么理解？

莫言：这个我觉得如果一个作家，不能进行深深的自我反思的话，那么他肯定不是一个宽容的作家，因此我觉得我们就应该现在，不要把一切的问题的根源都归罪于外界，当历史上有一场巨大的灾难发生的时候，实际上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都负有责任，就像我们的反右派，很多右派都是受害者，但实际上也有很多右派刚开始是想把别人打成右派，但是没有把别人打成右派，反而被别人把自己打成了右派。

那我在文革期间是一个儿童嘛，只有十岁左右，十几岁，那我一个十岁的孩子，我觉得我也洗不干净是吧，我尽管没有正面打老师，我也从背后往老师身上吐过唾沫，或者投过什么土块。即便我是一个孩子，我也感受到了在文革期间，一种巨大的一个痛苦，就是恐惧，就是生怕被甩到这个群体之外，所有的人都在打老师，尽管这个老师对我很好，我心里面很爱这个老师，绝对不人心打他，我也不相信他是个坏人，但如果你不参与进去的话，那么大家都不理你了，就感觉到你是便成了变节者，变节的、投降的，逃兵之类的概念，所以很多人实际上是被裹胁进去，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参与违心地干一些自己不愿意干的事。

许戈辉：所以您这样说呢，我基本上可以摸到，就是这个《蛙》这部作品，您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在写作。

莫言：说到这个《蛙》，说到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我们不能把这个完全归罪于什么像姑姑这样的人，也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个整个的罪就归到国家，你们制定了这个政策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那包括我本人自己也有责任，也有罪过是吧，那现在到了晚年，现在想起来就感觉自己很卑鄙呀。

现在我就想如果时光再回一次，那我算了，我还是生了这个孩子，但说是这么说，但如果再走一次的话，我能不能比上一次做得更好呢。真也是个未知数，很难确定。

字幕：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

都是不可代替的

沾到手上的血

是不是永远也洗不干净

被罪感纠缠的灵魂

是不是也永远得不到解脱

———《蛙》

许戈辉：您刚才说呢，您从自己的本身这个角度来考虑，是特别不赞同计划生育政策的，那另外的方面呢。

莫言：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我们中国在三十年前，制定了这个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一个迫不得已的一个无奈之举。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也曾经说过，我说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首先也是人，是吧。他们也是丈夫啊，也是儿子啊，也是父亲，是吧。也扮演了这种我们所有的人，都扮演过的这种身份。因此我们普通人所具有的情感他们也都有，他们难道不愿意子孙满堂吗。这种中国式的这种颐养天年的美好图景，他们也在憧憬。所以我想当时之所以制定这么个政策，确实我们国家的人口，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危机，人口增长的幅度太快了。那就会造成一系列的什么，教育、就业、医疗的巨大社会问题。因此从这个国家的利益上来讲，我觉得它这个强行地性这个独生子女政策，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

许戈辉：而且我们回过头去看，还能想得出比这种方式更好的任何的解决途径吗？

莫言：这个我觉得在西方可以不去想，是吧。西方一直在鼓励刺激出生率。人口增长也上去而负是增长，而在中国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如果你要想使人口放缓人口增长的速度，必须实行这种强制，这种政策，这个政策而且要真正地落实到实处，那就确实也需要千千万万的，像我在小说里面所描写的，像姑姑这样的一些人，忠心耿耿的，像打仗一样地来执行落实你这个政策，否则的话不可能落实。

解说：新作《蛙》问世之后，除了计划生育这个主题引发关注之外，莫言还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小说中主人公蝌蚪以文学爱好者的姿态向一位日本作杉谷义人，讲述了姑姑的传奇经历，于是有人猜测故事中的杉谷义人，就是莫言生活中的日本挚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更有人据此提出尖锐批判，说这是莫言向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种献媚策略。

许戈辉：我看到过说，大江健三郎先生说莫言是中国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莫言：这就是一个玩笑的话，大家都不要当真。

许戈辉：我觉得他是您比较钦佩的一个作家。您不可能把他的话当做玩笑来听的？

莫言：因为他尽管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但是他也毕竟是个读者。

许戈辉：那我想听听莫言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一方面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另外一方面就是莫言这个作家在你的评价中是怎样的。

莫言：首先说诺贝尔奖，诺贝尔奖毫无疑问，是影响最大的国际文学奖是吧，但是它的这个历史上确实也有很多伟大作家缺席，像托尔斯泰、卡夫卡，都并没有获得这个奖项，而这样获奖作家里边有的人的一些作品也并不是让我们都很佩服。因此我觉得这个，现在有很多人，为什么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因为一谈马上就会有人来攻击，很多人在批评中国作家有诺贝尔焦虑症。

对我这种批评就更多了，那么包括这个《蛙》很多人是我刚才都没愿意说，他不是说我向洋人献媚，是说我拿这个作品向诺贝尔奖献媚。好像中国作家一个个都是被这个诺贝尔搞得坐立不安，天天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今天去献媚，明天去示好，这怎么可能呢。你想献媚就献上了吗。你想为了投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所好就投上了吗。你知道他喜欢什么是吧。你想为了投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所好就投上了吗。你知道他喜欢什么是吧，再一个难道文学有配方吗。我能配出一个得奖的作品的配方吗，我能知道吗。我联茅盾文学奖的配方我都不知道，别说诺贝尔文学奖了，所以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很令人不愉快，谈起来也让他们受刺激，再一个就是内心深处的软弱，使我千方百计地避开一切的这种争论。

许戈辉：这内心深处的软弱是什么呢？

莫言：就是怕让别人不高兴，说出来我实际是很没出息的一个人，我现在每次从北京回来。因为我女儿有一个房子，住的那个地方离机场很近，我明明应该到那边去我都不到那边去，我要回到我市中心这个位置，我就怕出租车司机不高兴，因为我一谈说在大山子下来，那个司机马上就甩脸子给我看，我就这一路就很痛苦。

许戈辉：排了半天了拉这么一个短活，挣不着钱。

莫言：所以我有两次必须去的时候，我就预先准备好了一盒中华烟，一上车以后我把那中华烟先甩给他，我说师傅先给你一盒烟抽，真中华，绝对不是假的，我说为什么呢，我说然后我再跟你说去哪里，我说我要去哪里，很对不起，我说请你不要对我甩脸子。那司机当然很高兴，他一算，一盒中华烟六十块钱呢，他没赔，所以一路跟我有说有笑，我就这么一个很没出息的人实际上，当然说出来，说你太虚伪了，这确实是真的。

许戈辉：如果要是对出租司机是不是给自己脸子看，内心深处都恐惧，都会像您所说懦弱的人，作为一个作家他怎么会有勇气写出社会最残酷的现实，呈现给读者最本真的东西呢？

莫言：那这就恰好是一个反差了，越是这样的，在现实生活中的懦弱的、无用的人，越是在文学作品里面表现得特有本事是吧，文学作品就是把生活当中不敢做的，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里面做到了。有的人也说过嘛，你为什么写作？那人说我这个写作的时候，我可以把对那个心爱的女人的想说的话，不敢说的话在小说里写出来了，想骂的一个人的不敢骂的话，在小说里骂出来了。

解说：莫言说，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是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然后尽管作品作早已在世界文坛得到尊重，但莫言仍然常常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他甚至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

许戈辉：奖项离作家，您刚才说希望它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但是书卖的好不好，可能现在每个作家都不可能，就是不能再忽略这市场的事了，我听说您新书的发布郭敬明也去了是吗？

莫言：这个当然又可以推给出版社。

许戈辉：出版社现在为什么那么喜欢安排这个，就是不同代的作家互相来捧场呢？王蒙的那个郭敬明也出现是吧。

莫言：也有重多，一种那么确实我们往好里想就是，让这两代不同的作家坐在一块，看看他们之间能够碰撞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火花来，是吧。再一个我想也是一种吸引媒体的方式了，是吧。就像今年年初在北京那个国际书展上，他们来我家接我，然后在车上说，我们今天安排了一个很吸引眼球的发布会，我说你们能怎么安排呢，不会让什么模特上来吧，后来一看真是上来两个书模是吧。

许戈辉：现在还有书模呢？我都没听说过。

莫言：上来两三个漂亮的小姐，一个人抱了一本《蛙》在舞台上走了两圈。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坚决地反对，把人轰下去，那也不是我的风格，当然我知道这样一发布，肯定会引来媒体的一片喧哗，然后肯定会有人愤怒地骂，这些作家太无耻了是吧，居然让这个模特上来推销自己的书。那现在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你如果真是很为难，你如果要完全拒绝，那么显得你这个人很不近人情，我们是为了你好是吧，我们是为了卖书，为了推销你，我们做这么一些安排，但如果你要完全顺从的话，那么你也要做好这种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可能说，可以吧，有的人肯定要骂是吧，所以作为一个现代人，尤其作为一个舞文弄墨的现代人，当然你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文艺界的公众人物，那更要做好这种被批评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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