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后，刘善本于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国大典那天，他驾机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抗美援朝期间，他作为志愿军航空师师长参加过对美军的首次夜袭轰炸。刘善本先后任延安总部航空教员、东北老航校副校长、第一航校校长、华东空军混成第四旅副旅长、航空兵某师师长、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学院副教育长等职。1964年2月，由毛泽东亲自提名，授予刘善本空军少将军衔。

有了弃暗投明的领头雁刘善本，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纷纷效法，驾机投奔人民解放军：1948年9月23日，国民党上尉分队长杨培光驾驶P-51型战斗机从北平飞往四平起义投诚；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中尉飞行员俞渤等5人驾驶P－51型飞机从南京飞往石家庄起义投诚；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空军中尉飞行员谭汉洲驾驶P－51型飞机从青岛飞往沈阳起义投诚；1949年1月3日，国民党上尉谢派芬等5名飞行员驾驶Ｃ－46型飞机从杭州飞往郑州起义投诚；1949年1月12日，国民党上尉教育副官高平驾驶L－5型飞机从杭州飞往宿县起义投诚；1949年11月9日，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员工2000余人、飞机80余架，在总经理陈卓林、刘敬宜的率领下在香港通电宣布起义……到1949年12月26日国民党中尉军械员岳哲安驾驶PT－17型飞机从台中飞往福州起义投诚为止，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共有110名空军飞行人员驾驶53架飞机起义投诚(不含“两航”起义的80架飞机)。

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生李纯是第一个驾机起义者，在他之后又有21名飞行员飞回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8期飞行生李纯拉开了驾机投诚的序幕。

1950年1月3日，李纯从台湾冈山机场驾驶一架AT－6型教练机飞往大陆，降落在福建省漳浦县赤湖乡的海滩上，起义成功。6天后，他的军校同学黄永华从台南机场驾驶一架A－6型教练机飞抵潮安上空。按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起义信号，他先放下起落架，低空盘旋一圈，然后再收起轮子。尔后，在潮安安全降落。这一时期，国民党空军人员的起义，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和经历：

一、驾机起义迫降最危险的是国民党空军上尉作战参谋黄铁骏和军士长刘铭三

1954年2月19日，黄铁骏和刘铭三驾驶一架B－25型轰炸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前往祖国大陆。在途中，他们四次遇险：第一次是同机的副驾驶方本成不愿意回大陆。黄铁骏没有向他抠动手枪扳机，放他一条生路，让他跳伞了；第二次是遇到两架国民党战斗巡逻机。他俩穿云破雾，变换航向，终于甩掉了巡逻机；第三次是发动机起火。快到大陆上空时，左侧发动机突然起火，黄铁骏用灭火器将火扑灭，转危为安；第四次是迫降浙江。黄铁骏和刘铭三由于担心国民党战斗机追上来，没有在福州机场降落，决定飞往杭州机场。轰炸机少了一台发动机，就像少了一只翅膀，飞起来十分吃力，左摇右摆，爬高不行，转弯不灵。他俩好不容易飞到浙江沿海，却被前面的大山所挡，飞机爬不上去。为了保住飞机，他们选择了迫降，而没有跳伞。

在飞机上，他俩选择了一块绿色的平地，一鼓作气飞了下去。飞机肚皮在地面上磨擦30米后，终于停了下来。他俩跳出飞机，看到眼前是黄豆地，飞机前五六米处就是一个大沟。再看飞机，螺旋桨触地弯曲了，机身肚皮局部擦坏，但其他部位都还完好。两人总算松了口气：飞机保住了，人也没有受伤。前来迎接他们的解放军官兵看到他们冒险迫降的场面，也十分震惊。1988年刘铭三撰写回忆录时，对当年迫降的惊险场面仍记忆犹新。

二、驾机起义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国民党金马前线少校作战指挥官郝隆年

1955年1月12日，郝隆年驾驶一架Ｃ－４6型战机从台中机场起义。当时机上还有少校作战参谋王钟达、机工长唐镜。为了避免雷达的跟踪，防止国民党战斗机的追击，郝隆年将飞机冒险下降到离海面仅20多米，进行超低空飞行。然而，他们还是遇到了国民党军舰高射炮的猛烈攻击，飞机被击伤。

摇摇晃晃的战斗机在海面上艰难地飞行。郝隆年沉着应对，驾驶着受伤的飞机义无反顾地飞向大陆福州机场。没想到，在福州机场上空，又误被人民解放军地面枪弹击中。九死一生的郝隆年全然不顾枪林弹雨，将飞机对准跑道，果断地降落在福州机场。搞明真相后，他们受到了机场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三、国民党“克难英雄”何伟钦驾机起义，使国民党当局大惊失色。

1955年5月18日，何伟钦驾驶一架F-47型战斗机从台湾屏东机场起飞，在广东海丰县的一块田野上迫降，起义成功。

新华社当天播发消息说：“何伟钦驾驶F-47型战斗机一架，在5月18日下午4时15分起义飞返祖国大陆。当他驾机在广东某地着陆后，受到驻在当地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国民党当局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党国精英”怎么也会投向共产党一边呢?

何伟钦的确是“党国精英”。他曾是国民党军第五届“克难英雄”、国民党区党部委员、台北空军总司令部第二情报署的中尉情报参谋、国民党空军第三大队七中队的保防军官，算得上是上司信得过的“红人”。然而，国民党当局并不了解何伟钦的内心情感。30年后，何伟钦老人回忆说：“1942年，我年方17岁。日寇入侵，家乡沦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辗转到达江西赣州，考入了国民党空军军士学校。后被分派到中国远征军空军第一大队三中队，直接参加对日作战，曾多次出击、轰炸侵缅日军。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再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7期，学习飞行，屡遭官长、教官的讽刺挖苦和凌辱折磨，深感不满。1948年秋，我秘密阅读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使我开始懂得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才能建立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