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许多西方媒体或者他们的学者、观察家，他们觉得最近十年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是一套非常单纯的、非常同质化的一种很顽固的意识形态，甚至很有可能完全是由下往上推广出来的东西，他们觉得我们现在中国人全部都被洗脑了，是一帮满脑子爱国热情的狂徒。

但是事实上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叫沈旭晖，它的书名叫做《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意思就是在定义、在界定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沈旭晖何许人也？这个人也挺有意思的，他是我一个朋友，香港人，年轻小伙子还不到30岁。在耶鲁大学拿到了学士跟硕士，后来在牛津大学拿到了博士，拿到博士那年好像才二十七、八岁。这本书就是他的博士论文的改写，所以用英文出版的。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的助理教授，在香港也是个很有名的政论家。

但是坦白讲过去我是看不懂他的政论，我也常教训他，为什么呢？我说你不能用张爱玲写文章的方法来写时事评论的，兄弟，这没人知道你想干什么的？后来有所改进，最近的东西越写越好，我还给他出过书。今天我是不给他帮我自己的出版社卖广告，我介绍是他这本用洋文写的书，那么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什么想法？就是他把整个中国民族主义的最近十年来的演变，分解拆散成不同的面目、不同的元素，认为远远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的东西，而是由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彼此之间，大家这些不同的参与者，不同的民族主义的诉求，不同层级的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又找到了一个和谐共存的状态。

这话怎么讲？我们来看一下，在他这本书里面，首先他指出了就是说，在中国的民族主义里面，我们不能够只注意到一个官方的作用，也不能够只是看到我们部分的网民或者最近我们常说的愤青，那种由下往上的这种东西。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民族主义情绪，它不止是一种由上而下，也不止是由下而上，而是两种都有的状态。同时这里面还出现了别的人，比如说出现可能一些知识分子，可能一些媒体，他们在里面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好玩的地方在哪儿？就是这些媒体跟这些知识分子、这些网民，甚至是政府内部，他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所以换句话说大家都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完全不同的说法的，但是问题是，他们每个人都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包装、或者用包装这样的一个字眼，在这个包装上面能够找到自己的好处，能够得到自己的利益，关于这点我最后再给大家详细举一个例子。

第二，他就说到，在这个民族主义的过程里面，他认为同时起码有三种不同形态的民族主义正在发挥作用。

第一种就是强调一种公民价值的民族主义，什么叫公民价值的民族主义？比如说很多人就说，觉得美国的这种民族主义很特别，美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建立在血缘，也不只是建立在文化，而是建立在所谓的美国梦，美国梦是什么？比如说相信人生而自由平等等等这些价值。换句话说我们认为有一种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一种对价值观的共同认同上面。

那么过去很多人都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好像看不出有什么共同的价值观。但是沈旭晖却指出，不，也是有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和平崛起，讲互相尊重，讲和谐社会，和谐发展。这你不能不说是一种价值观，那么这是一种价值观上的民族主义。

第二种就是他认为我们中国当然也有一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的表达，那么最后他还提到，我们民族主义的表达有很多种不同的层次，有时候是表述上的，情绪上的。比如网上我们的愤青们骂人如何如何。

第二种就是理论上的讨论，第三种就是策略上的实施，那么整个民族主义就是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混在一起。

好，我们再来讲回，什么叫做：民族主义的过程里面不同的参与者，尽管立场不一样，但是都说自己想用民族主义来包装自己想说的话？

首先我们看一看在今天中国的所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沈旭晖在这里面就用了四个不同的案例去分析，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政府、群众等不同的人在每一场民族主义的运动里面，他们各自发挥得作用跟他们的角色，最后得到的结果。这四场运动分别就是比如说像当年所谓的误炸我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后来军机相撞的事件，到我们比如说看到阿富汗战争911，到后来伊拉克战争四个事件。

我们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什么？他认为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很有意思，这些人常常被人认为不爱国。我们中国讲右派、左派的定义，跟国际标准有点不一样。我们认为右派就是喜欢讲西方价值观的，自由、民主、人权；左派就是讲究要平等的，更重要的就是爱国的，而爱国的就是爱政府，爱党就是支持政府一心向党有恒心的。

这么两种对立，如何都去操作民族主义的语言呢？从左派来讲，他们讲民族主义的语言我们好像觉得不足为奇，这是一个天然的东西。但是右派又怎么去讨论民族主义呢？是这样的，就是所谓的右派或者自由派，他们在谈民族主义的时候，他们会认为，他们自己提出的，比如说我们要争取民主、争取人权、争取自由，这也是一种爱国，换句话说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当他们谈民主、人权的时候，他不敢说这些东西绝对高于主权，因为这是当年邓小平已经否决过的，人权不能高于主权。所以他们也不敢这么说，于是他们只能怎么说呢？只能说我们讲人权，我们讲自由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国家更美好、更强大。所以反过来也是一种爱国。

当然到最后，我们也知道不会有什么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一种很特别的、潜在的一种契约关系，在人民跟政府之间这种契约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对政府的忠诚，来换取我们个人自由或者所谓的人权的这种发展。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沈旭晖这本书其实写的相当复杂、相当技术性，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让我们看到，今天在整个民族主义的浪潮里面，意见不同的人也找到了一种和谐共存的状态。这样的一个状态使得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像很多外国人所想的那样子很容易失控，反而是使得我们内部环境算是相当稳定。你们彼此吵架，彼此骂来骂去，怎么骂也不影响整个国家大局的发展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