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广州起义是自1895年以来,在南部边疆策动的第十次革命行动,十次革命无一成功,痛苦之中,宋教仁既没有如好友黄兴般发出“再不问党事”的哀叹,也没有如孙中山般乐观地认为,全国久蜇之人心乃大兴奋,他所做的是对革命策略,进行深入地检讨与研究。
李育民:那么宋教仁呢,这个时候他就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革命如何成功的问题。
迟云飞:临时联络一些会党,或者一些新军,就发动起义,仓促地起义,所以没有周密的准备,所以每一次起义组织起来了,但是很快都失败了。
章开沅:孙中山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孙中山在海外长大的,他跟内地本来就没什么联系,所以他习惯于以会党为基础,以华侨为财政支持的一个依托。
解说:早在广州起义发生的五年前,作为同盟会发发部检事长的宋教仁,就曾向黄兴指出,孙中山等人,一心要在中国南部边疆起义,是冒险心激进心太甚,将来恐有孤注之势。1910年,在同盟会的一些会议上,宋教仁公开提出了自己对革命策略的思考。
李育民:他认为边地起义是下策,长江流域举事这个是中策,在中央也就是北京,京师、京城,或者在北方,这个是上策。
迟云飞:然后这些革命党的同志们,讨论之后就认为呢,上策太困难,因为北京的市民和以往历史上欧洲历史上,法国、英国、巴黎和伦敦那个市民不一样,北京这个市民比较闭塞,对清政府的忠诚度比较高,我们要发动很难,同时北方的军队也相对南方的新军比较难于运动。下策呢,以往证明是失败了的,在边缘地的省份举行起义,一个是容易引起列强的瓜分,最好是在中部各省同时举行,这是宋教仁的革命方略。
宋教仁在中部省份练兵 力图缩短起义过程
解说:黄花岗起义惨败后,素来以理性见长的宋教仁,在痛心之余开始埋头于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并且放眼葡萄牙、伊朗、土耳其等国家的革命得失。在研究对比之后,他认为,葡萄牙的革命是近代革命史上的模范,其革命路线值得效法。
李育民:所以他又提出来一个革命策略的路线,这个路线一个就是革命之时,就是这个时间,举义的时间要迅速、要短、要快,在很短的时间能够取得成功。另外就是革命之地,革命之地就是你举事的地点,要集中而小,再就是革命之力,革命所借助的力量,应该是借助于就政府当中的军队,这样一个策略路线,这个的策略路线,当然要和他的“革命三策”,结合起来。就可以说形成了他比较完整的一个策略的思想。
解说:孙中山人在国外,黄兴在黄花岗之后,曾一度不再过问党事,革命消沉之时,宋教仁决心带领革命同仁,以理性与耐心力挽颓势。彼时,位于长江流域的中部省份湖南、湖北,革命势力正呈现出蓬勃之态,将武装起义的重心,由南部边疆移至中部腹地似乎已势在必行。1911年7月31号,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诞生,宋教仁被选为分掌文事的总务干事。管理参谋,立案等诸多事务。实为中部总会的灵魂人物,新的革命开始悄悄地在这一组织里酝酿。
李育民:由于革命党人长期是在华南边地举行起义,所以他们在广州,像在这些地方,都是加强防范,而对于中部,对于像这些地方,倒有一些松懈。
迟云飞:这个同盟会中部总会,它的任务就是策动长江流域起义,它的要点呢,是先在湖北或者是湖南起义,如果是湖北最先起义了,湖南利益响应,如果是湖南最先起义了,湖北立刻响应,然后其他的各个省同时发动,这样就缩短战事,避免长期的流血的战争,同时也避免列强的瓜分。
解说:同盟会中部总会既经成立宋教仁即开始静心筹划起义,在长江流域,湖北、湖南、安徽、四川各省,建立分会,并严格训练军队,以求起义时相互呼应。
宋教仁主张实行内阁制 未获孙中山认可
陈晓楠:1911年10月10号,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功地领导了武昌起义,在上海得到武昌胜利的捷报的时候,抱病在床的宋教仁,从床上一跃而起,百感交集,革命终于成功了。而孙中山是在美国的丹佛听到这个消息的,他起初还觉得有点讶异,在确认消息无误之后,马上前往伦敦、巴黎,为新生的政权筹款募捐。革命的胜利,让孙中山和宋教仁踌躇满志,然而在建设一个全新政权的路径选择上,他们俩个人却发生了重大分歧。
解说:1911年12月25号,孙中山辗转抵沪,各方欢迎极盛,黄兴、陈其美更是朝夕不离孙先生左右。次日晚,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集会于孙中山寓所内,商讨临时政府成立事宜。会上宋教仁等人,一致推孙中山为临时政府大总统。不过在政体的架构方式上,宋教仁坚持认为,应该去把责任内阁制,而非总统制。许多年以前在日本政法大学时,宋教仁曾经对如何制约权力有过深入的思考与设想,如今他认为,实践自己政治理念的机会到了。
迟云飞:这个责任内阁制呢,是由国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来组织责任内阁,所以又叫政党内阁,而总统是代表国家,但是不负责实际政务的,这么一个职务,通过这样的体制呢,就可以避免革命以后呢,对革命有功的军人,或者某些人士呢,把持政权推行专制独裁,妨碍民主体制。
李扬帆:孙中山是极力反对内阁制,要主张总统制。
迟云飞:孙中山认为革命以后,需要适当的集中权力,不管是由他当总统也好,或者是由其他人当总统也好,都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权力,所以需要总统制,一定程度集中权力,孙中山认为在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面,是必要的。也就是说,用咱们现在的角度看,是以专制推进民主,因为在专制传统深厚的中国,人们还没有民主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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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卫视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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