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联合国“五常”之一 蒋介石心情很沉重
2010年10月19日 13:47 凤凰网专稿 】 【打印共有评论0

苏联拒绝与中国同席 中国代表被迫坐冷板凳

解说:1944年,担任驻英大使的顾维钧,曾经从欧洲发出两千字的电报,向蒋介石介绍国联失败的教训,以及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要点,不久蒋介石改变原有名单,加派顾维钧、魏道明、商震三人,前往敦巴顿橡树园,其中并指定顾维钧为首席代表,蒋介石明白,到了这白纸黑字的时候,他需要一些通晓外交事务,通晓国际法并能记取国联失败教训的人为中国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来字斟句酌,据理力争。会议在敦巴顿橡树园的音乐室召开,来开会的还是中、美、英、苏四国代表。但是就像开罗会议那样,苏联依然拒绝和中国坐在一个桌子上,理由依然是那个所谓的苏日中立条约。

郑会欣:苏联他就是坚持没办法,那么蒋介石也没办法,那只能表示同意,就是开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说1944年的8月,到1944年的9月底,这个阶段是英美苏三个国家开会,这个一个多月时间,中国没办法,中国在外面不能开会。据说是当时还不让把消息透露给中国,就是你们开会,他中国还不知道消息,好像是美国把一些消息告诉中国。

顾维钧(回忆录):根据我从格鲁美国副国务卿得到的一份报告可知,最初会议的进展是很顺利的,但是开始讨论表决权问题之后,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争端的当事国应否有表决权,此时美国代表团,已经接受了英国的观点,但苏俄代表团却坚持争端的当事国有表决权,苏联代表葛罗米柯不得不就此问题请示莫斯科,而莫斯科则没有急于答复。

解说:正如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中国在无法参加第一阶段美、英、苏代表会议时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同他们保持接触”,为了得到美、英、苏开会的内容,以及利用各种机会表达中国的意见,中国代表们不敢稍有懈怠,他们在走廊里等待偶遇,在花园里找代表聊天散步,找机会共进午餐,或出外同游,并利用等待期,针对得到的情报,抓紧时间准备提案,美、英、苏迟迟不能达成共识的安理会表决问题,使第二阶段会议的召开日期不断推延,即使在如此美丽幽静的庭院里,中国代表们也无法放松他们紧绷的神经,这条冷板凳越坐越热。

顾维钧(回忆录):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如今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我不断的催问第二阶段的会议召开的确切日期,我很想把我得到的情报汇报给政府,但是格鲁一再请求我,拖延一段时间再报。

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提22条提案

郑会欣:那次基本上就是制定了联合国的宪章了,就等于说是制宪会议了,就是准备联合国的一些马上要成立联合国了,等于制定一个宪法了,那么8月21号开会,一直开到9月底会议完了,就是美英苏的会议完了,那个联合国的宪章,基本上也已经制定完了,接着就开会就是叫中国和英国美国三国要开会,当时顾维钧是首席代表,顾维钧说希望延迟两天,到10月2号开会。为什么,我们要消化消化,我们要对你们的宪章我们要消化消化,有时候不同的,我们要提出意见来,对不对,有一些那个。你一马上开会来,你这个完了叫我们开会,那我们就是等于举手了差不多是不是,他说要停留几天,我们要讨论一下,然后到了10月2号,那个最后第二阶段的时间,大概就开了五天吧几天会议,第一个阶段开了一个多月,第二阶段就是几天,实际上说讲白了,就是说英国、美国、苏联商量好的东西给你看看,你们知道就行了,你们不能再捣乱,不要再修改,再干什么。那我们还要再跟苏联再回来再谈,那不是麻烦吗,基本上告诉你们一下就行了。

解说:虽然英美代表希望尽快结束第二阶段的会议,但顾维钧认为,中国代表团应该表现出“切实而认真”的态度,因而先后提出22条提案,14点意见和7条补充意见。这7条补充意见被称为中国建议,它们突出了和平与独立的原则,强化了联合国对各国的约束和制裁能力,它已经是中国对创建联合国,所能缩减的意见范围的最低限度。

郑会欣:顾维钧应该比较实在,就是说实际上是美国和英国照顾中国,才有一个第二阶段,按照苏联讲的话根本就不需要第二阶段,开会完了就得了,你如果要真正是在要求在很多方面,提出一些不合适的要求的话,那这个对于中国并没有利,因为到底是知道自己的国家不强啊。

解说: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和中国战场的大溃败,都让中国代表团的筹码囊中羞涩,经过据理力争和适当妥协,美英接受了七条意见当中的第一条,第五条和第七条,原则上接受第六条,对第三条持保留讨论意见,拒绝第二条和第四条。这样中华民国提出的三点建议,修订后包括宪章中应注意正义及国际法原则,大会应具有进行调查和作出建议的任务,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促进教育文化活动,被补充道了随后发表的决议案中,中国借此保住了四强的地位,并为参与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迈出了小小的却又实质性的一步。

旧金山会议以“起立”方式表决联合国宪章

吴小莉:1945年初,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秘密谈妥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和创始会员国的问题,包括决定英、美、法、苏、中五国,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他们也秘密地谈妥了以中国的外蒙古和旅顺港、中长铁路南满铁路等利益,来交换苏联的对日作战。2月21号,刚刚得知雅尔塔会议内容的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因为他感到无奈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两个月之后去世了,雅尔塔协定失去了奔走修订的时机,尽管1945年的这个春天对蒋介石来说如此的寒冷,但是对于反法西斯的战争而言,却是一个有生机的春天,在亚洲盟军重创日军的大陆补给线,在欧洲盟军渡过莱茵河,打开了通往纳粹德国心脏地带的大门,这场仗真的快要打完了。

解说:1945年4月25号这天,苏联红军猛攻柏林,遭遇德国顽抗,整个城市一片废墟,此时在另一个城市,联合国正在破壳而出。

画外音:1845年,乘飞剪船,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黄金门港口,需要89天。而在1945年的春天,旧金山距离地球任何角落,都不再有89天之后。

解说:旧金山会议以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草案为基准,以讨论联合国宪章为目标,6月25日在旧金山歌剧院,时任英国驻美大使哈利福克斯爵士以特殊的方式主持了最后的表决。

哈利福克斯:我很高兴地邀请愿意通过联合国宪章,国际法院规约和对侵略定义的各国代表们团团长起立,并请稍事站立,以申明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立场。

董必武作为唯一共产党人参加表决联合国宪章

解说:在会场里国际媒体把镜头对准了中国代表团长宋子文以及代表团成员董必武,实际上中国代表团的人选问题,早在会前就成了一个国际问题。

郑会欣:当时是1945年是抗战胜利前,也是国共两党还是表面上还是合作,但实际上已经分裂的现象很严重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是参加联合国这个大会,要有各党派参加,不能国民党一党参加,周恩来他提出的要求,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各三分之一,因为联合政府,共产党一直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各三分之一,那当然蒋介石不同意了,国民党当然不同意了,因为民主同盟基本上是共产党一条绳的,你三分之一两个三分之一,加起来三分之二,超过国民党了,那个国民党就怎么同意呢,国民党坚决不同意,那么这时候美国,也要求国民党要放松,要作出样子来,你不能说是一党代表参加会议。

解说:最后蒋介石选择了折中方案,代表团十位成员长,由宋子文担任团长,其后是驻英大使顾维钧,国民参政会议主席王宠会,驻美大使魏道明,共产党代表一名为董必武,民盟代表两名分别是青年党李璜和民社党的张君劢,另有无党派三名,分别是前驻美大使胡适,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以及大公报总编辑胡霖。在美国,媒体对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很是感兴趣,提问踊跃,毕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美国的第一次公开活动,董必武也趁会议期间,向侨界和海外媒体介绍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的情况和统战政策,日程满档,他题诗写道“热闹文明夸富丽,紧张生活都斗新奇”。

中国代表一字必争 在旧金山会议争取发言权

解说:1945年6月26日,51个创始会员国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中国在五常当中按英文字母排序第一,成为第一个签署国,顾维钧成为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的人。

画外音:这是一个为人民而建立的宪章的会议,宪章的开始这样写道,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杨雪兰:我最记得就是那天,签了那个联合国宪章,因为中国是C开头的,所以按照字母它是第一个国家,所以那天我其实刚刚在医院里开盲肠炎手术,他们带报纸给我看,头版就是联合国宪章签署,第一张照片就是顾维钧在签名,因为他是第一个。

解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杨雪兰,是中华民国驻菲律宾总领事杨光泩的次女,二战中,杨光泩,不幸被日军杀害,杨雪兰的母亲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远走美国,多年后成为顾维钧的夫人,联合国的成立的时候,杨雪兰还是小孩,但外交世家的熏陶,让她对这件事感觉着迷和兴奋。

杨雪兰:我那个时候是小孩子嘛,那个时候就九岁,十岁,对,我就看了看这个,说噢。其实一起在开旧金山会议的还有宋子文啊,魏道明啊,我们都见到这些人,他们都在那个时候在开会。

解说:开会,从一开始就是联合国的存在方式之一,借着开会中国代表团继续在制定联合国宪章上,争取中国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有时候已经是锱铢必较,一字必争,在旧金山会议闭幕前三天,中国代表团不分昼夜,翻译出中文版联合国宪章,终使中、法、俄、英、西,五种文字的合订本成为会员国签字版本,这是中文第一次得到世界的尊重,从敦巴顿橡树园到旧金山会议再到如今,联合国宪章几经修订,而中国当年对联合国宪章提出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奋力争取的那些字句,至今依然在这份历史文件中闪动。

中国成联合国“五常”之一 蒋介石心情沉重

解说: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联合国宪章油墨未干,核武器就被开发出来,并很快付诸使用,这改变了宪章上,旧有的裁军与军控概念,也向世人预告,和平的内涵并不简单。联合国未来的道路将会荆棘满步,在联合国踏上征途的时候,蒋介石也并没有因为五大国地位,而沾沾自喜,郑会欣教授在研究1945年蒋介石日记的时候发现,那一年,蒋介石的心情格外沉重。

郑会欣:蒋介石在1945年9月2号的日记中间,有一段话特别有意思,你看蒋介石日记,他每一天的日记,前面都有两个字雪耻。他说9月2号的日记,他这样写,他说9·18之后,我在写日记雪耻两个字我已经写了十几年了,9月2号是什么日子,9月2号就是日本在密苏里号向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号就是这个日子,那么蒋介石日记中间讲,他说今天旧耻已雪,就是过去日本人侵略中国,新耻又添,我想大概新耻的话,一个是雅尔塔协定,一个是英国对接受香港这个东西,新耻又添。他说以后还要记雪耻,我以后日记还要写雪耻,这个雪耻不是旧耻,是新耻,特指之最后三个字。

吴小莉:蒋介石曾经在日记里还写过这么一段话,外交没有什么公理和情感可言,也没有什么是非之说,外交就是讲究实力。这句话,总结了中华民国的外交实践,也说出了蒋介石对国际舞台的看法,在他心目中,从战火中诞生的联合国,就是这样一个凭实力说话的国际舞台,1949年以后,蒋介石开始了另一场夺回江山的征战,而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也成为了这场征战当中的一个特殊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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