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法庭接受审判

“想当年，我审江青的时候，她大骂我是笑面虎，还说我是邓小平最凶狠的刽子手。你今天来采访我，也是在采访邓小平最凶狠的刽子手。你看我像笑面虎么？我凶不凶？呵呵，其实我很温和吧。”

白发银丝的汪文风惬意地靠在褚红色沙发上打起了哈哈。

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时间已过30年。“我怕你们这群小娃娃搞不懂，‘童怀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小组，一共16个人，我是其中一员。”

然而，将眼前这个带有浓郁川音，身体羸弱，言谈举止中透着一股子倔劲的七旬老者，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红极一时的“童怀周”，主审过“四人帮”集团的人物联系一起，似乎有点失真。

四周老式的装修，浅啡色的木质地板，深黄色的过时家具，五斗柜上微笑着的毛泽东塑像，壁画里沉思的周恩来，都在无意地营造着一种怀旧。往事，则像汪文风的玄色唐装上的盘扣，一环套着一环。

纪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

“为什么要给小组起名‘童怀周’？”

“我们要共同怀念周恩来。本来要叫‘佟怀周’，我老觉得这个‘佟’字不通俗，后来就改为‘童怀周’。再说，无论我们年纪多大，在周总理眼里始终是个儿童。”

1976年1月8日上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汪文风，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周恩来逝世的噩耗。虽然在此之前，他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样，早就从报纸中获悉了总理的病情，对这一天的来临也有预知，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还是痛苦不已，“我是痛哭不已啊。”

他跑回了教研室，想告诉每个同事总理去世的消息。他推开门，陡然发现其他人眼圈也是红的……

1月11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被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数十里长街两侧，百万群众自发聚集在这里，在严寒中肃立致敬，作最后的告别。灵车所到处，哭声四起，连绵不绝。

汪文风曾在他的著作《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中详尽描述过北京二外院“文革”伊始的紧张气氛：

1966年新学期一开始，虽然还在上课，但领导班子的精力都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上了。校领导发动学生批判《二月提纲》；学习“五·一六通知”，批判“反动路线”；看“有问题的电影”，批判“反动电影”。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人心惶惶，莫衷一是。

由于“政治问题”，汪文风在1965年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调到二外院担任政治部办公室负责人，不满一年，又由于“历史问题”加“政治问题”，被改派到汉语教研室当主任。1966年8月，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出，革命呼声迅即响遍全国大专院校。二外院里，几个通宵达旦的批判大会下来后，从反右倾开始，就是挨整专业户的汪文风，也由“保皇派”到“保皇狗”，“保皇党总书记”再到“小爬虫”、“变色龙”。

“‘小爬虫’是指我在群众运动中发表不同意‘文革’的言论。另外，我在解放前参加地下工作时，暴露了身份，蹲过国民党的大牢。你想想，一个坐过国民党的牢而没死，还出来的人。我又被组织派去对国民党特务进行过调查工作。‘文化大革命’起来后，一抓‘特务’，看到我有那么多关系，不是特务也成了‘特务’，因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是连连升级的。”

于是，很自然的，周恩来逝世后，这只“小爬虫”的一言一行便受到学院“文革”当权派的暗中监视。

“他们没明着阻止我对总理的爱，在这点上，就算是江青也不敢明着反对的。”

汪文风拿到了一张票，那是一张1月12日到14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吊唁周恩来仪式的入场券。对于那晚的吊唁，汪文风只说了句“人山人海”。

真正令他记忆深刻的是另外一个悼念场景：大批首都居民、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学生和解放军指战员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为周恩来举行悼念仪式。天安门广场中央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了人们追悼、怀念的主要场地。短短几天里，纪念碑周围放满花圈，四面松墙上也都缀满了白花。

“两个悼念同时进行。在当时，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吊唁才属合法，而天安门的悼念仪式是江青他们不满意的，幸而这两个场面，我都参加了。”汪文风微笑地说道，“那年3月起就有人在广场贴诗了，我都是偷偷去看的。”

4月5日的北京天安门运动被镇压后，汪文风成了首当其冲的怀疑对象，他的文字记录被没收过，“许多字的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以及各种偏旁字头，都用铅笔画了圈圈，做过笔迹鉴定。”同时，院工宣队长和革委会主任召开了全院几百人的党员大会，以追查天安门广场活动和“反革命政治谣言”为名，声色俱厉地对他进行了当众审查。

事实上，不仅是汪文风，他的孩子、学生、朋友，以及所有汉语教研室的同事，都参与了天安门的写诗、抄诗和藏诗。诗词的少部分副件，作为抄录来的，按清理规定上交了，大部分原件藏进了蜂窝煤炉的夹层，用塑料纸包好埋进花盆，卷进绵线团，用绵线缠了数十百层，作为线团存放起来。

10月10日，“四人帮”被捕，但两个“凡是”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天安门事件依然压在汪文风们的心头上，让他们喘不过气来。“眼看着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快逼近了，我们只有冒险一搏，不要命了。”他们把隐藏的天安门诗词挖出来，找一个钢板字刻得好的同事刻字，油印了近二百份《天安门革命诗抄》。

《诗抄》有了，还需名正言顺。于是，通过自愿签名的方式，汪文风与15个参与收集、编辑《诗抄》的汉语教研室的同事共同组织了“童怀周”小组。

这15人分别是：李先辉、白晓朗、黄林妹、胡连朴、刘兰英、蒋士珍、黄玉文、罗丹、杨昆明、张润今、石淑兴、赖梅华、刘志宽、赵寿安、朱清颐。

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周年纪念，以“童怀周”小组名义油印的115首《天安门革命诗抄》，贴在了天安门广场，立刻轰动北京，轰动全国，轰动海外，“那时来二外院要《诗抄》的人，真是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搞得整个二外院像北京的大栅栏似的。”

就在《天安门革命诗抄》铅字版出版后，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童怀周”小组成员之一白晓朗突然被捕，罪名是在天安门张贴批判“四人帮”、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大字报，“因为我们的行动激怒了参与镇压天安门运动，依然还在台上的当权者，冲击了‘两个凡是’的围墙。”汪文风解释道。

一天傍晚，他背起一袋子《诗抄》，走进公安部，敲响了原公安部宣传室主任陆石的家门。

“我把书往地上一放，对他说，我是来给你送书的。如果你要抓人，我就在你面前。”陆石被汪文风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书？”

“《天安门革命诗抄》！”汪文风直截了当。

陆石一把抱住汪文风说：“我的好同志啊。”

这一幕多么像1980年代电影中的某个桥段。100天后，白晓朗被放了出来，公安部还将过去收集来的天安门事件的“罪证”——另外900多首诗也交给了“童怀周”，于是，就有了后来再版的1000多首的《天安门革命诗抄》。

“谁是‘童怀周’真正的发起者？”

“这事有过争议。社会上公认是我。当年大家就是一门心思地想出《诗抄》，纪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谁会想到那么多功利的事情？可能……后来看到我的生活起了变化，人心就起了变化……”

汪文风的眼中掠过了一丝困惑。